以京杭大運河浙江段和浙東運河為載體，浙江運河文學形成的千年文脈，將民俗民情、自然風物、漕運實踐和商業倫理融於一體，讓跨越古今的文字在盈盈水波間閃爍共鳴，凝聚成獨具江南風情和辨識度的地域文化標識。

　　從歷史維度縱覽，浙江運河文學內容豐富、代有名家。春秋戰國時期，吳越爭霸開啟航道敘事﹔隋唐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詩人入浙壯游唱和﹔兩宋時期王安石、蘇軾、柳永、楊萬裡、范成大、周邦彥、陸游、李清照、辛棄疾等留下與運河有關的多彩詩篇﹔明清時期《三言二拍》等文學作品勾勒出運河作為商業主動脈的市井風貌。魯迅、茅盾、豐子愷、徐志摩、郁達夫、王旭烽、黃亞洲、艾偉等，書寫發生在浙江運河兩岸的現代故事，煥新文脈。

　　從地理維度觀之，浙江運河文學的核心特質是“流動性”與“水陸雙棲”。與中原大地厚重的鄉土敘事不同，浙江運河文學充滿了羈旅視角和鄉愁記憶。它是賀知章回鄉時的“客從何處來”，又是陸游披星戴月的“早晚歸舟聽櫓聲”，也是茅盾、豐子愷筆下運河小鎮的家國憂患。浙江運河文學呈現出浙西與浙東的差異：浙西運河（杭嘉湖）側重於蠶桑文明、園林審美與書香門第的雅致﹔浙東運河（蕭紹甬）則因其通江達海的特質，蘊含了更多經世致用與海洋文化的剛毅。

　　從文化維度透視，浙江運河文學是“運河詩學”在江南地域的具體呈現。浙江運河文學通過多元藝術表達，重構了運河與人、運河與社會的文化關系。從古代文人墨客的運河題詠，到當代小說《北上》對百年運河史的鉤沉，再到舞劇《遇見大運河》的藝術演繹，以文學為基點的運河想象，始終以“流動、聯通、對話”為精神內核，呈現運河沿岸的商貿繁華、民俗風情與社會變遷，成為展現中華文明連續性的生動載體。

　　當前，數字技術賦能千行百業，文學數字化傳播已成趨勢，浙江運河文學尚處於傳統敘事向現代轉型的“沉靜期”。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浙江運河文學應在數字化浪潮中實現文本與資源重構，實現傳統與現代融合的“活態傳播”。

　　一是整合文學資源。目前，浙江運河文學文獻有不少散落於沿線各地的縣志、家譜或私人收藏中，呈現出“碎片化”的“孤島”式分布，僅僅將其“文本數字化”還不夠，我們需要超越簡單的電子存檔，提升到對運河文學基因的深度闡釋。通過數字技術繪制浙江運河文學知識圖譜，將地理坐標、歷史時間、審美意境與情感邏輯進行融合。這種“文化算力”的整合，能讓碎片化的資源重組為可呈現、可跨界流轉的數字生產資料，讓文學資源在數字層面上“流動”起來，賦能未來數字文化創新傳播。

　　二是打造沉浸式敘事。利用數字技術（如VR、AR、MR、動作捕捉、觸覺反饋等）將那些定格在浙江運河文學文本中的歷史時空，在數字鏡像中進行“活化呈現”，構建視、聽、觸、摸以及空間感聯動的沉浸式場景。這種“具身化”認知重構，能讓浙江運河文學超越文本閱讀，轉化為主體參與的交互空間，人們可以在虛擬與現實的褶皺中感受文學的體溫，切實感受浙江運河文學發生的時空脈絡。

　　三是釋放“大眾敘事”潛能。當下，人工智能作為輔助工具廣泛應用於文化創造，利用好AIGC技術一定程度上可以挖掘並釋放“大眾敘事”的創造潛能。我們可以借鑒江蘇省社科院構建“大運河垂直語言大模型”的經驗，搭建基於浙江運河文學資源的垂直語言大模型，為普通民眾提供低門檻的創作接口。讓每一位到訪運河公園或相關博物館的游客，都可以利用數字工具將眼前的實景與浙江運河文學基因進行二次整合，生成個性化的數字藝術品，讓浙江運河文學“活化”在每個人的屏幕裡，形成一種基於算法美學的、自主性的文化樣態。

　　四是探索“全球敘事”經驗。浙江運河文學的數字化為跨文化的國際傳播提供了去中介化的可能，我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轉譯技術與算法化的精准分發，將浙江運河文學中蘊含的和合文化、生態智慧、非遺民俗等轉化為海外受眾可共情、可共鳴的數字符號。通過數字化平台吸引全球創意主體參與浙江運河文學的二次開發，讓流淌在浙江大地的大運河化身為海外受眾走近中華文化的媒介。

　　浙江運河文學的“活態傳播”目標是借助數字技術，使大運河這一文化遺產從靜態的歷史遺存轉變為動態的、可持續發展的當代文化樣態，從而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數字技術與文化遺產保護深度融合，有助於使浙江運河文學真正“活”在當下、“走”向未來，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溫潤而堅韌的文化力量。

　　（作者系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