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 胡思得參加國際軍控大會。

圖② 胡思得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辦公室工作。

圖③ 胡思得在西南科技大學作報告。

　　北京海澱區花園路6號院一棟灰色的4層小樓，是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物院”，原二機部九局、九所）北京第九研究所所史館所在地。

　　11月15日，在所史館一樓展廳，記者見到了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物院原院長胡思得。

　　1958年，為了研制核武器，二機部在北京設立九局、九所。同年9月底，復旦大學畢業生胡思得到九所一室報到。

　　他告訴記者，1959年，為了給蘇聯承諾提供的原子彈實物教學模型提供“安家之所”，九所修建了廠房樣式的模型廳。然而，直至20世紀90年代被拆除，模型廳未等來任何原子彈模型。

　　望著空蕩蕩的模型廳，胡思得和同事們踏上了自力更生研制“兩彈一星”的征程。

　　“土方法”填補空白

　　1958年，胡思得報到時，室主任是鄧稼先。

　　“老鄧給了我們一本俄文版的《超聲速流與沖擊波》，讓我們去北京各大圖書館多借幾本。”胡思得說，但尋書無果，隻能自己動手油印。

　　“資料印出來后，我們一人一冊開始學，沒有人告訴我們將來要干什麼。”一個星期后，胡思得憋不住了，咨詢了鄧稼先。

　　“老鄧向上級請示后，告訴我們，九所是搞原子彈的，一室負責理論研究，並強調一定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胡思得聽后，心裡抑制不住地激動。

　　但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條難走的道路。

　　“模型廳蓋好后，我們就開始等模型，但左等不來，右等不來。”胡思得說，后來，他知道，模型不會來了——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終止了原子彈援助計劃。

　　我國決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彈。

　　“其實當時有人是持懷疑態度的，不相信我們能靠自己的力量造出原子彈。”但對胡思得來說，更多的是興奮和堅定，中國人終於要研制自己的原子彈了。

　　在鄧稼先的領導下，一室一直保持著互教互學的學術氛圍。

　　“比如研究狀態方程的時候，我因為比老鄧多看了幾篇文章，他就會讓我給大家講講。”胡思得回憶，大家就這樣你講一段、我講一段，把原子彈的基本理論吃透了。

　　胡思得領導的小組主要負責研究鈾的狀態方程。蘇聯原子彈用的裂變材料是钚，但我國那時沒有钚，隻有高濃鈾。钚、鈾的臨界質量不一樣，要進行原子彈理論設計，必須要掌握鈾的狀態方程，即高壓下鈾材料的密度、溫度、壓力和能量之間的關系。

　　在鄧稼先的指導下，小組成員從一篇英文文獻中找到了27種金屬的沖擊壓縮數據（也稱雨貢紐曲線），以及如何通過這些數據求解材料狀態方程的方法。

　　但27種金屬中並不包括鈾。鈾的狀態方程當時在國際上是保密的，國內也尚無實驗條件。

　　“小組群策群力，提出是否可以將27種金屬的雨貢紐曲線按各種物理參數進行排列比較，找到規律，進而推出鈾的雨貢紐曲線？”胡思得說，這個想法得到大家的認可，他帶領組員們分頭工作。不久，組員李茂生負責的一個參數呈現出明顯的相關性，團隊初步摸索出了鈾的雨貢紐曲線。

　　這僅是第一步。

　　雨貢紐曲線的適用范圍是幾十萬標准大氣壓以下。原子彈爆炸中，鈾所經受的壓力遠超這一范圍。如何將更大范圍內鈾的狀態方程計算出來，胡思得想出了一個“土方法”。

　　他把整個狀態方程分為了三段，對應三個范圍。在低於百萬標准大氣壓的范圍內，用自己推出的雨貢紐曲線。在幾億標准大氣壓的極端高壓范圍內，“借用”托馬斯—費米理論。之所以說“借用”，是因為此前這一理論被蘇聯專家認為隻適用於天體物理研究。兩個壓力范圍的中間部分，胡思得和同事根據上述兩條方程曲線兩端的走向進行外推連接，最終“湊”出了一個完整的狀態方程。

　　回憶起當初的“土方法”，胡思得笑著說：“這實在是被逼出來的辦法。”

　　對這個摸索出來的結果，誰也沒把握。

　　“這個時候，程開甲先生來到九所，給我們提供了很大幫助。”胡思得說，后來，他和團隊看到一篇蘇聯學者發表的論文，發現其處理大范圍狀態方程的方式與他們大同小異。這也再次驗証了胡思得等人方法的正確性。

　　后來，隨著理論研究力量不斷加強，相關理論研究水平也不斷提升，有力支撐起原子彈的設計、生產、試驗過程。

　　助力氫彈小型化研究

　　1962年下半年，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已基本成型，九所的工作重心轉入試驗、生產階段。從事理論設計的一室也開始著重關注理論與實際結合，為此專門成立了理論聯系實際小組，胡思得任組長。小組的任務是將理論設計方案帶到青海221基地，與實驗部門緊密合作，根據試驗結果指導實際生產。

　　周光召非常重視這項工作。出發前，他特意約胡思得談話。

　　“他對我說，搞科學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不放過理論或試驗中存在的任何疑點。當理論和實際不一致的時候，最可能有新的突破。”胡思得一直將周光召的這番話記在心裡。

　　原子彈零部件對精密度的要求極高，導致成品率不高。這不僅拖慢了生產進度，也打擊了工人的積極性。院領導找到理論聯系實際小組，提出能否在保証試驗成功的前提下，放寬公差要求？小組在深入生產一線調研后，提出了一個想法：對加工難度較大的零部件，適當放寬標准，然后通過提高容易加工部件的標准來補償這種損失。

　　為了驗証這一想法是否可行，胡思得和同事們深入加工車間和試驗現場，親自動手測量、計算，反復調試，拿出了一套調整辦法，証明了這一想法的可行性。“我當時覺得很有意思，算是初步明白了理論應該如何聯系實際。”胡思得說。

　　胡思得和同事們的工作大大加快了原子彈生產研制進程，並且為后來指導第一代核武器工程設計、生產、試驗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4年10月16日晚，當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消息傳來，身在青海221基地的胡思得加入了游行歡慶的隊伍，喜悅填滿心間。

　　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后，胡思得和小組成員返回北京，被安排參與氫彈小型化研制工作。

　　氫彈小型化工作，關鍵點在於小。要變小，結構上必須要有重大改進，而結構的改變又會對裝置性能等各方面產生影響。

　　由於此前幾個核武器型號的研發工作都很成功，大家此時有些“輕敵”，忽視了可能存在的挑戰，使得這項工作從理論到試驗都出現了嚴重問題，導致了“三炮不出中子”事故。

　　“我們做了三次點火出中子的冷試驗，結果都不理想。”胡思得后來反思，“當初大家有些得意忘形，步子邁得太大。做核武器研究其實就像在懸崖邊行走，成功的道路隻有窄窄一條，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為了打響這一“炮”，隨后半年多時間裡，在鄧稼先、於敏的帶領下，胡思得和同事們堅持理論和實際緊密聯系，與試驗人員緊密配合，共同設計試驗方案，改進理論設計。

　　“我們齊心協力，一處處改進，冷試驗前后做了七十多次。對從結構設計到加工生產中的各個環節，我們都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胡思得說，為了克服特殊構型對裝置性能的影響，他和同事們憑借在理論聯系實際中得來的經驗，巧妙地對一些零部件作用時間進行了相應調整，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

　　“最后一次冷試驗時，我們圓滿解決了此前的問題，打響了這一‘炮’。”胡思得說，在這次工作中，於敏等人實事求是、嚴謹科學的治學態度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更懂得理論聯系實際，以及從理論和試驗的不一致中尋求突破的重要意義。

　　重心轉向核軍控研究

　　自參加工作以來，胡思得親歷了我國核武器事業從無到有的“高光”時刻，也見証了我國作為一個負責任核大國發展核武器事業的歷程。

　　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蘇等國已基本完成核武器研制所需的核試驗工作，要求全面禁止核試驗的聲音愈加強烈。彼時，我國新一代核武器正處於爬坡跨越的關鍵時期，一旦被迫禁試，將給我國國防事業帶來重大損失。

　　懷揣著對國防事業高度的責任心，已經病重的時任中物院院長鄧稼先聯合於敏啟動了一項重要工作，向中央遞交一份加快我國核試驗步伐的建議書。

　　為了寫好這份建議書，鄧稼先和於敏在中物院北京第九研究所組織了一個調研小組，對核大國的核武器發展水平以及國際上的禁核試風潮進行詳細分析。時任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長的胡思得也是調研小組的一員，他幾次奔走於鄧稼先的病床前，全程參與了建議書起草工作。

　　“老鄧當時剛剛做完手術，切掉了部分直腸，身子坐不下，隻能窩在一個汽車輪胎的內胎上，逐字逐句修改建議書，一邊改一邊疼得直流冷汗。”回想起鄧稼先，胡思得滿是敬佩和心疼。

　　最終，經過細致研究、反復修改，這份言辭懇切、深思遠慮的建議書日趨完善。

　　建議書遞交后，中央高度重視，我國核武器發展也按下了“加速鍵”。1994年，胡思得被任命為中物院院長，主要工作繼續圍繞建議書展開，組織領導了我國此后的歷次核試驗。

　　1996年7月29日，是計劃外增加的最后一次核試驗的日子，這一天恰逢鄧稼先去世十周年。在當日舉行的動員大會上，胡思得回想起一路走來的歷程，感慨萬分，動情地對大家說：“老鄧在天上看著我們呢，我們一定會成功！”

　　試驗當天，一聲巨響如約而至，試驗圓滿成功，這是中國最后一次核試驗。同日，我國政府鄭重宣布，從1996年7月30日起暫停核試驗。

　　暫停核試驗后，我國核武器事業該如何發展？這一問題，早在最后幾次核試驗期間，胡思得等人便已有所考慮。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胡思得等人率先開啟了中國最早的核軍備控制研究。1989年，科學與國家安全研究項目（PSNSS）在中物院北京第九研究所成立，胡思得任研究組第一任組長。PSNSS成為我國對外開展核軍控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1999年，從院長崗位退下來后，胡思得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核軍控研究上。2003年，中物院戰略研究中心成立，胡思得任首任主任。

　　如今，已經88歲的胡思得仍然關心核軍控研究。沒有特殊情況，他每天會去辦公室工作半天，有時還要與年輕人開會討論。年輕時多才多藝、身姿矯健的他如今飽受膝蓋退行性病變的困擾，走起路來離不開拐杖，有時還需人攙扶。他還戴上了助聽器。“好在眼睛還不錯，看書還不用放大鏡。”胡思得總是這樣樂觀。

　　當記者問起，他如何定位自己在我國核武器事業中的角色時，他笑著擺了擺手說：“我只是大海中的一顆小水滴而已。借助集體的力量，我們可以波濤滾滾﹔如果離開了集體，很快就蒸發掉了。”（記者 都 芃 陳 瑜 吳葉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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