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傳統”

“傳統”一詞，在兩千年前的東漢時代就已出現，最初的意思是皇帝將一統江山傳位給下一代。“傳”是“傳位”之意﹔“統”是“大統”之意。《后漢書》說東夷各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即是此意。

后來“傳統”詞義發生演變，主要表達一種世代相承延續的意思，因而它常常與一些具有一定特點的社會性元素相連接，比如說：“傳統風俗”“傳統道德”“傳統思想”“傳統學術”“傳統藝術”“傳統工藝”等等，但講得最多的還是“傳統文化”這個詞，它的包含性更廣，意義更大。

“傳統”與“民族性”密切相關。一種文化或文明都是通過民族的特性來體現的。反之亦然，民族的特性是通過其民族文化來體現的。傳統文化與民族性形影不離。因此，如何來認識和對待“傳統”，便成為一個非常重要而嚴肅的問題。

歐洲十七世紀開始的啟蒙運動和理性思潮，無疑推動了世界的偉大進步。但這種思潮對於“傳統”的認識卻不夠全面。當時歐洲社會將“傳統”與“科學理性”看成對立物，因此這種思潮便帶有“反傳統”的色彩。在這種歷史文化背景下，傳統被看作巨大的阻力，被看作歷史的惰性力。那時的人們認為，人類社會要積極進步，就要把這種消極力量摧毀。

這種情況在近現代中國表現得也非常突出，中國社會從上個世紀“五四運動”開始便形成一種“反傳統”思潮，此后便有了“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所謂“破四舊”，以及“徹底與傳統決裂”等等口號。這種情況不是中國的特有現象，它與世界兩百多年來的“反傳統”思潮是有很大關聯的。

上個世紀后半期，全世界的學術理論界都開始反思“傳統”問題，反思人類應該如何認識和對待傳統。這時人們普遍認識到，傳統雖然有其巨大的消極作用，但也有巨大的積極作用。當代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寫了一本書，叫《論傳統》（Tradition）。他在書中指出：傳統是一種對社會行為具有規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時也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的創造性想象的沉澱。一個社會不可能完全破除其傳統，一切從頭開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傳統，而隻能在舊傳統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創造性的改造。（參見傅鏗：《論傳統·譯序》）這種觀點已經成為當代世界人們的共識。

由上述可見，對於傳統，人們有時極其憎惡，有時又極其尊崇。因此人們也一再反省：對傳統應採取怎樣的態度，是批判、拋棄，還是繼承、弘揚？人們總覺得他們的選擇可以決定傳統的命運，后來卻驚奇地發現是傳統在決定著人們自己的命運。

這是因為，一個民族文化傳統的形成，是那個民族文化心理、習俗性格的反映，而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習俗性格會延續千百年，很難加以改變。這正像各種物種的習性難以改變一樣。但人類不同於一般生物之處，在於他們有思想，當其自身的文化傳統影響到他們的生存目標的時候，他們會去改變這種文化，以適應他們的發展需要，而當改變過頭使他們不能適應時，他們又會在某種程度上向其文化傳統回歸。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時期，一些有影響力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們力圖去批判、擺脫傳統，以促進社會的政治改革和進步，並且其中有的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新政、新俗推行數十年，乃至上百年之后，歷史卻又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回歸到傳統上來。傳統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但並不意味著社會發展沒有進步，社會的發展也會不同程度地改變傳統的運行方向。

近四十年來，雖然國家經濟和科技取得了日新月異的大發展，人們出門，交通工具很多，坐汽車、乘高鐵、乘飛機﹔信息溝通看手機、開視頻，無比先進，與古代社會不可同日而語。可是在文化思想上，我們卻正向傳統回歸。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要求到2025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體系基本形成。大家已經看到，這些年反映在學術文化界方面，有持續的文化熱、儒學熱和國學熱。有人對此提出疑問，說這不過是一種暫時現象，既然是“熱”，就會有“退熱”的時候。而我們則認為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在起作用。如果我們回顧歷史，我們會堅信，未來的中國文化仍將沿著它既有的文化傳統向前發展。

經典文化對於今天的意義

（一）“中華元典”是“六經”。

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許多文明民族都有作為其精神信仰的經典。中華文明也有其精神信仰的經典，這就是中國最古老的六部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它們合稱為“六經”。漢以后《樂》經亡佚，所以又稱“五經”。雖然漢代以后隻有“五經”了，但習慣上我們仍稱之為“六經”，以“六經”作為“中華元典”的代稱。

與其他文明的經典相比，“中華元典”具有鮮明的人文色彩，它反映了中國先民對人類所關心的重大問題如自然、社會、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創性，后世許多思想都可以從中找到最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華民族認識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維方式。

在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中華元典”所承載的價值觀，一直是古代社會的指導思想。后世無論多麼偉大的思想家，其影響都無法與“中華元典”相比。而兩千年間的一般知識分子很少有不讀“中華元典”的。今天我們學習經典文化，其目的不是把它當作一種古董知識來了解，而是通過經典詮釋來透視其時代的精神和靈魂，從而把握中華民族價值理想的歷史脈動。

（二）“六經”是中國人的身份說明書，是中華民族的“出生証”。

“六經”是中國最早的文獻。它記載了中國的上古歷史，以及上古聖賢的遺訓。從這些重要文獻中，我們可以了解“我們是誰”？我們中華民族是怎麼來的？而要了解“我們是誰”，就要了解我們的祖先是誰？這是我們每個中國人都需要了解的。

中國最早的歷史是“口傳歷史”，“口傳歷史”講述的是傳說時代，從原始時代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再到顓頊、帝嚳、堯、舜、禹，這些標志性的氏族社會的中心氏族和領袖人物，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最早締造者，他們各自代表著他們那個時代的發明創造和生產力水平。而文明時代是在中國出現了國家形態以后才出現的。那要從大禹的兒子夏啟創建夏朝算起。

“六經”中當以《尚書》一書為最早，《尚書》的意思就是“上古之書”，《尚書》以堯、舜為起始點。其中主要描寫了堯、舜、禹、夏、商、西周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最后一篇《秦誓》是個例外，已寫到春秋中期）。西周以后是東周，東周分為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兩段。孔子作《春秋》一書，寫了春秋時期的歷史，接續上了《尚書》所寫的歷史。

《尚書》所寫的歷史，加上《春秋》所寫的歷史一共大約1700年。如果我們把“六經”去掉，也就意味著斬斷了1700年的歷史。斬斷了“六經”，中國人就不再知道“我們是誰”，不再知道我們的祖先是誰，不再知道中華民族是從哪裡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六經”就是中國人的身份說明書。

我們講愛國主義，少不了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歷史認同，文化認同，祖先認同。在我們看來，“六經”關乎中華民族的身份証明，是非常重要的，是絕對不能丟的。

檢討當年蔡元培“廢除尊孔讀經”這件事，當時有兩位大師級學者出面反對：一位是嚴復，他翻譯和引進了許多西方名著，但他認為“六經”是凝聚中華民族的寶典，廢除“尊孔讀經”將會人心渙散。另一位是梁啟超，他不擔心西方文化傳不進來，他擔心從此中華文化會消亡。

當時主張“廢除尊孔讀經”的，並不是蔡元培一個人，而是有一批激進西化派，這種激進西化派的意見佔了主導地位，作為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最終還是廢除了“尊孔讀經”。在今天看來，當時讀經的形式和讀經的方法可以改變，完全廢除讀經則太過激進。

（三）經典文化啟迪后代智慧的教育學意義。

在世界一些著名的大學，如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英國的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德國的海德堡大學、慕尼黑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俄國的莫斯科大學，日本的東京大學，等等，都有一個“古典學系”，以古希臘、古羅馬的文獻為依據，研究那個時期的歷史、哲學、文學等等。

古典學甚至成為這些大學的招牌學科與專業。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卡爾·馬克思當年也是修習古典學的。德國哲學家尼採24歲就成了古典學專業的教授，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也是一位古典學專家。他們都是享譽世界的學術大師。這說明什麼？說明古典學是可以而且善於培養大師的學術。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古代經典凝聚著一個民族各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並且是經過歷史的淘汰與錘煉的經驗與教訓。它是對整個民族精神的探討、反思和弘揚的公共平台，也可以說是精神家園，因而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古代經典對子孫后代來講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保護它，研究它，是后世學者的天職。

今天怎麼學習經典文化

（一）傳統的經典文化，有學者專業之學，也有大眾通識之學。經典是廣義的，不只是“六經”，也包括諸子百家的經典以及其他重要文獻。“經典”就其字面意思而言，是最重要的書，是常讀常新、需要反復讀的書。既然如此，從培養人才的角度說，教育部門應加大經典學習的比重，加大經典教學師資力量的配備。可以學習國外大學培養人才的教育經驗，在大學中設立古典學系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走復古主義路線，完全恢復舊時代讀經誦經的老一套，而是要列出中國人（無論什麼專業）最低限度所應熟知的經典，作為人文素質的一種指標。

（二）“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高校教育要做到這一點，重點在於落實。怎麼落實？首先馬克思主義專業的教師要補學一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知識，同時還要在課堂上加入若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關鍵還在於將兩者結合起來。反過來說，傳統文化專業的教師也應如此。在這方面，主管教育的部門，應該提出明確的要求。

（作者：姜廣輝，系湖南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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