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五千多年不間斷的歷史長河中，積澱了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多元一體，生生不息，是中華民族和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寶貴遺產和重要精神財富。因此，要進一步強化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發揮中華文明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就應深入研究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探討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思想和精神基礎。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首先就必須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尤其是早期中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基礎，從歷史中汲取營養和經驗，從根本上探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方法和途徑。

在新時代，要解讀文明歷史，傳承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和中國元素，就必須深入研究中華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發展過程、推進早期中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漢字文明研究，充分把握中華文明的根脈，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

深化早期中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研究

考古發掘和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就已形成早期中國文化圈或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其范圍涵蓋現代中國大部地區，早期中國是有中心有主體的超穩定的多元一體結構，是秦漢以后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基礎。

商周時期是早期中國文明發展走向穩定成熟的關鍵時期，是重要的時間節點。早期中國范圍內的各個族群，經過長時間的交流、碰撞和融合，最終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早期中國的思想基礎，也在這一時期得以形成，並最終促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誕生。

位於河東（晉西南）的汾涑流域，古代文明高度發達，商周時期青銅文明發展尤盛，且獨具一格。近年倗、霸、芮、匽、京等兩周重要諸侯國遺跡紛紛破土而出，該地區商周時期族群眾多，文明興盛，可見一斑。

江漢流域的荊楚地區，商周時期也是眾多族群和文化交融之地，地域特征鮮明，其文明進程和民族融合過程，更具標本和典型意義。南土的漢淮流域和江淮之間的群舒故地，以及黃淮之間，同樣亦然。

南土地區自古族群眾多，是華夏各民族雜居交錯之地。與曾相鄰的楚雖號稱楚蠻，但本出自華夏，商周時期通過與中原的婚姻和文化交流，逐漸為中原的禮樂文化所同化。春秋以降，楚人融合南土眾多族群，由對以漢語古文字為代表的華夏文化的認同逐步形成的共同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心理基礎，最終促成其身份認同和歸屬。商周南土地區輝煌燦爛的青銅文明，記錄了當時各族群和文化的交流、融合、認同，以及中原文化在南土的推廣和傳播，是早期中國族群融合與文化認同的結晶，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的重要歷史見証。

在東土和南土夾縫之間的東夷和淮夷，也是商周時期的重要政治力量，文獻雲“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其對周代歷史的發展同樣也有決定性作用。地處江淮之間的古皖地區，處於幾個文化圈尤其是南北文化的交匯地帶，自古文化自成一格，商周時期更是異彩紛呈，地域特色尤為明顯。

南土以鄂、曾、楚為中心的隨棗走廊一帶和中原以晉、倗、霸為中心的汾涑流域，是商周時期中原和南土社會發展與文明演進的焦點和核心所在，而南土和中原又是商周文明的核心，對早期中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商周南土地區文明發展和族群融合是多元一體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形成的重要基礎，因此，以商周時期南土地區族群認同為切入點，觀察分析早期中國思想基礎的形成過程，對深入理解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及早期文明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深遠影響，弘揚中華民族悠久燦爛、兼容並包的文化傳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基礎，堅定文化自信，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實際上，早期中國也包括西域。考古出土資料和文獻記載皆明確表明，早期西域與中原地區往來頻繁，關系密切，經由西域的古絲綢之路（或稱“前絲綢之路”），將遙遠的西方與東方連接起來，成為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由西域經河西走廊至中原內地的交通路線，史前時期即已暢通。近年西安櫟陽城遺址出土戰國秦陶文“高甘來請”的“高甘”即“高昌”，即文獻記載的西域高昌，陶文記錄了當時西域的高昌國與秦人的交通往來，見証了先秦時期中原王朝或諸侯對西域開發和西北邊疆治理的歷史，以及古代西域各民族的交融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歷史過程，表明至遲在戰國時期，西域已成為早期中國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漢唐時期的西域，更是多民族聚居和多種文化薈萃交流碰撞之地，漢唐中央政府對西域的治理和開發，實証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過程，也是商周中原地區早期中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和模式在西域地區的體現和進一步發展。

西漢中央政府通過設置西域都護府，開始行使國家主權，西域從此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據文獻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典籍文獻在西域地區已廣為流行，儒學在當地深入傳播，影響深遠。唐代在西域設置安西、北庭都護府，對西域實行統轄統治。吐魯番等地出土有大量《論語》等儒家經典寫本，表明當時西域地區建立了與中原一樣的學校，以儒家經典為主的漢文化教育得到推行和普及，當時西域漢文化的深入與普及和內地並無二致。

新近發掘的尉犁縣沙堆烽燧遺址出土文書表明，沙堆烽燧戍守將士多來自中原內地，也有“於闐兵”即本地“胡兵”，可見從一千多年前開始，西域先民就和來自中原的將士一起保衛邊疆，守護共同的家園，表明長期以來，漢文化在西域已根深蒂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西域地區源遠流長。遺址出土的大量實物和文字資料更進一步說明，我們祖國遼闊的疆域是由各族人民共同開拓的，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書寫和創造的，民族團結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偉大精神也是由各族人民在長期並肩戰斗的歷史實踐中共同培育的。

商周南土和漢唐西域地區族群和民族關系最為復雜和典型，因而商周南土族群認同和漢唐西域民族融合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有典型的時空特征和標本意義。商周時期南土地區族群認同是早期中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基礎，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關鍵時期和典型代表，漢唐時期西域地區民族融合則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展階段的重要典型，也使商周時期逐漸形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實踐中得以檢驗並進一步鞏固發展。以這兩個經典的時空坐標為例，從考古學視野下探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和發展，有非比尋常的學術價值，對現代社會發展和邊疆治理尤其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極富啟示價值。

在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形成了偉大民族精神和優秀傳統文化，這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因此，要進一步強化古文字和考古學等冷門絕學對早期中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的研究，加強早期四裔及邊疆地區文明進程和族群融合過程及其對多元一體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形成的作用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定文化自信。

商周南土文明發展和族群融合的典型案例表明，族群的發展壯大和文明高地的形成最終靠的是文化軟實力，是先進技術和文化與社會結構變革的互動。

技術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創新，是中國早期文明成長壯大的主要動力之一，也是世界各個偉大文明得以持續發展和繁榮的動力源泉所在。既有的社會體系對引入技術的接受、改造和創新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個社會或文明體系想要生長壯大，就必須有學習和創新的能力。有容乃大，泱泱中華文明，正是在與多元文化和諧共處的基礎上，虛懷若谷，海納百川，廣泛吸收不同文明的精華而不斷融會貫通，長期積累發展而來。同樣，在新時期，我們也隻有不斷增強學習和創新能力，不斷進行科技和文化創新並保持領先地位，才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加強漢字文明研究，穩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紐帶

考古出土的文物和文字，是科技和文化的濃縮，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結晶，是重構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弘揚民族文化和復興中華民族的基石和動力之源。漢字是中國文化基因和傳承標志，以漢字為載體的漢語典籍文獻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礎。

漢字是中華文明的根脈和載體，漢字體系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結構的形成關系密切，漢字和漢語典籍是早期中國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思想和文化基礎，是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紐帶。

上古時代，華夏族眾多支裔星羅棋布，分布在早期中國各地，逐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化共同體。殷商、西周、東周文字等古漢字隨著商周王朝統治范圍的不斷擴大而在四土地區逐漸得到推廣應用，成為融通中原與四裔、傳播華夏文化的重要橋梁和媒介。四土和邊裔族群對古漢字的認同和使用，是其從文化認同到身份認同的重要環節，促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最終形成。

殷周時代形成的漢字體系及漢語典籍，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結構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戰國時期，楚人統一南土，融合南土眾多族群，也是以漢字和漢語為共同的心理和思想文化基礎。楚文化的核心和結晶是楚文字，楚文字屬中國古文字，亦即古漢字，系由西周文字發展而來。楚人來自中原，楚文化源自周文化，是當時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兩周時期，楚人兼收並蓄商周中原和南土文化精髓發展成為別具一格的楚文化，並以此為基礎統一南土各地，體現了中華文化無與倫比的包容力、向心力和吸引力。

秦王朝建立后，為鞏固統治，統一文字，推行“書同文”政策，通過統一文字實行政令一統。秦漢以后，中華文明進入成熟階段，以漢字和漢語典籍為代表的漢文化成為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礎。

形成於春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至漢武帝時採納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成為國家學說。儒家學說后又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地區，形成“儒家文化圈”（漢字文化圈）。

商周時期南土地區文明演進的模式，尤其是兩周時期楚人以漢字和漢語典籍文獻為內核和基礎，融匯當時中原與四土的先進文化，從量變到質變，是早期中國文明進程和社會發展的一般模式的典型代表，有重要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近代以來，新疆出土了《詩經》《尚書》《禮記》《論語》等大量漢語典籍文獻，作為漢文化的精髓和中華傳統文化的元典，這些不同時期漢語典籍文獻的出土，見証了歷代中央政府對西域治理開發的歷史和漢文化在西域的廣泛傳播，以及邊疆各族對華夏文化的認同。表明長期以來，漢字和漢語已成為西域地區群眾生活的一部分，漢文化已持久潤澤西域各族群眾的精神世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深入人心。以漢字為載體的漢文化推廣傳播對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促進作用，於此得以充分體現。

這也深刻表明，在新時期，要高度重視漢字文明研究，深入研究漢字文明史，充分把握中華文明的根脈，從根本上探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方法和途徑，穩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紐帶。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支柱，傳統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載體，其獨特性和內聚力是國家、民族得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新的征程上，認同民族文化身份、增強人民文化自信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地位更加凸顯。

作為新時代的考古工作者，要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要深入研究和闡釋中華文明的價值，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闡明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深入研究中國歷史文明，就是要深化從商周到秦漢文明一體化進程即早期中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研究，深入研究漢字（一體化的紐帶和中華文明根脈）文明，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在新時代，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考古工作者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解讀文明歷史，喚醒民族記憶。通過對多元一體的中國古代文明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過程的系統研究，聚焦以漢字和漢語典籍為代表的華夏文化在四裔和西域的傳播、影響以及四裔各族對華夏文化認同的過程，由文物、文字以見文明，探尋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血脈，提升中華文明影響力和感召力。融通歷史與現實，讓文物發聲，讓歷史說話，讓文化發力，講好中華大地上早期文明的輝煌歷史故事，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文化強國建設的內涵外延，增強文化自信。

二是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分運用科學手段，充分挖掘歷史資源，生動結合生活場景，積極推動以語言文字為載體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承與發展中華文明，在助力文化強國的同時，充分發揮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現代邊疆治理的實際應用價值，為西部大開發和“一帶一路”建設服務，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促進民族融合。

三是強化語言文字對國家建設和邊疆治理的重要功能。加強漢字文明研究，建設漢字文明與國家安全暨邊疆治理創新高地，搭建教育、學術和國際交流綜合平台，在邊疆和民族地區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傳播中華優秀語言文化，強化語言文字對國家安全和邊疆治理的戰略功能，充分發揮漢字漢語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國家統一穩定、增進民族團結的重要作用。

通過歷史上漢語漢文化在西域的傳播反映的歷代中央王朝對邊疆的治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漢語漢文化在西域的推廣歷程，從歷史的角度為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借鑒。從歷史上漢字文明和漢文化在西域推廣傳播的案例中汲取經驗教訓，切實有效地在邊疆和民族地區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文聚力，凝聚人心，團結中華兒女共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在邊疆和民族地區大力推廣傳播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充分發揮其文化紐帶和傳播作用，利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喚醒古代各族人民友好往來和文化交融的歷史記憶，涵養滋潤邊疆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有利於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從內心深處增強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筑牢邊疆地區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思想根基。

（作者：黃錦前，系新疆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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