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7年03月09日 第 08 版）

　　今年，我给全国政协提交的提案，题目是“提高未成年人意外伤害赔偿标准”。

　　一年来，在各种媒体报道中，我看到了许多令人痛心的青少年意外遭受伤害的新闻。比如一个孩子意外坠井，为了营救这个孩子，政府先后投入了500多人、165台车辆，救援持续107个小时，挖土20多万方，资金以数百万计，但结果很遗憾。后来我去查数据，发现全世界每年有近90万孩子死于意外伤害。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属于未成年人意外伤害高发区，在儿童死亡的案例中，意外死亡的比例能占到总数的26%。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吃人井盖”“夺命渣土车”“危险扶梯”？在我看来，未成年人意外伤害事故频发，一方面是由于监护人对孩子监护不利、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意外伤害发生场所的所有者、管理者的职业训练不够，未能做到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而这些安全隐患的背后，是我国针对未成年人意外伤害各方面的赔偿仍是低标准。说实话，现在的赔偿“不痛不痒”，不足以使有关责任单位重视意外隐患，导致意外事故不断上演。话又说回来，无论多少钱都弥补不了孩子的生命，以及这些事故对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因此，国家有必要采取措施，让隐患排除不利的单位和个人付出高额代价，让这些人“吃不了兜着走”，用制度设计倒逼有关方面防患于未然，提高安全保障力度。

　　过去一年中，在工作之余，我花了大量时间，调查研究世界各国关于青少年保护的制度规定。其实，在保护未成年人这件事上，没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也没有城市和农村之分。因此，除了对当事方的约束之外，我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赔偿制度，不分城镇和农业户口，将未成年人意外伤害的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提高到现有赔偿水平的3倍。

　　事实上，15年前，我就已经写提案关注青少年了。作为曾经经历过社会动荡的一代，我们这代人有必要呼吁和推动，在全社会营造保护青少年、教育好未成年人的氛围，不能再付出成长的代价。

　　（本报记者 申孟哲采访整理）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7年03月09日 第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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