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李颂 发自美国印地安纳州

　　2015年4月20日第99届普利策奖颁奖新闻发布后，随之而来的报道是本届得奖人中有两个已经改行，这对普利策奖的颁奖单位和读者来说都是一个颇尴尬的结果。

　　普利策奖是一年一度的记者奖，奖励一年来美国本土最优秀的记者。它的颁奖仪式不像诺贝尔奖由瑞典国王授予那般隆重高贵，而是仅仅在哥伦比亚大学颁发，但这个奖牌含金量十足，是新闻行业的最高荣誉。而今年两位获奖者在收到获奖通知时已经不再做记者，而是改行做了公关。记者改行，有两个亮点，一是改行的原因，一是改行的结果。

　　像那首歌唱的，“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当你付不起房租，不能给家人提供像样的物质保障，理想就只能向面包低头。

　　当然，公关这一行和新闻记者算是表亲，它的开创者就是记者。1904年纽约时报的记者李艾维为了帮企业化解影响公司形象的危机事件，从媒体记者变身为驻地记者，就是后来的新闻发言人，主要工作是和媒体打交道，组织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等，角色跨度不大。所以记者改行的首选就是公共关系。

　　美国的新闻从业者生活压力大，工作超时，待遇微薄。记者平均工资三万八千美元，而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是五万三千美元。生活压力所迫，很多记者都要打两份工。

　　改行记者之一是获地方报道奖的罗伯·库兹尼亚(Rob Kuznia)，今年39岁，已经做了15年记者。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获奖。他和两个同事用50多篇报道跟踪报道本地高中的贪腐事件，直到把当事人扳下马接受调查。罗伯之前做记者的工资是四万五千美元左右，每天早上10点上班，晚上10点还不一定能回家。而获普利策奖消息传来时他已成为南加州大学的公共关系官员，工资涨了四分之一，每个月还有30美元的车补。

　　记者改行为什么格外耐人寻味？这就要说到记者在美国历史和社会中的意义。新闻报道有“第四权”之称，且不去管这个名词的古老来源，它的今义是指不受当权者干扰的媒体和公共视听，是一种非官方但却不可缺少的政治权力。新闻报道在宪法里担负着一个非官方但却是中心的角色，它有助于公众了解问题、发表公共见解，因此可以成为对政府的一种制衡。

　　在美国历史上，记者介入而改变国家走向的事例不胜枚举。尼克松被迫下台是因为水门事件曝光；轻量级事件诸如里根总统夫人南希想豪华装修白宫的办公室，被记者盯上撰文批评后，不得不放弃此打算。

　　普利策奖像奥运会金牌，是终生荣誉。曾经有人问过普利策奖得主，得奖对他们的生活和新闻生涯有什么改变。他们说得奖给他们带来更多机会，很多著名大报都来约稿。它像是新闻业的特殊通行证，很多事情都好办了，连带着周围的人都与有荣焉。比如1988年获奖者Jacqui Banaszynski是密苏里大学老师，她带的学生一跟别人说起自己的老师得了普利策奖，办事都容易得多，因为他们是“普利策奖得主的弟子”。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全世界传统媒体受到剧烈冲击，报纸、杂志的销量一路下滑，即便是最好的传统媒体都在惨淡经营，美国新闻业也不能幸免，每年纸质报纸广告收入以大约4%的速度下降，同一报纸的网站广告收入略有增加但不足以弥补纸媒的损失。与此同时，脸书、谷歌、雅虎、美国在线和推特等社交媒体的广告收入增加18%。这些非新闻专业媒体的好处是新闻的制造速度和传播速度都极快，缺点是没有甄别机制，大量谣言也会像病毒一样扩散。传统优秀媒体的权威性和深度都是自媒体时代所缺乏的。

　　普利策奖之所以让新闻从业者们趋之若鹜，也是因为这是少有的专为记者而设立的奖。它重在教育和启迪读者。每年的普利策奖作品都在传递新鲜而深刻的思想。也许得了普利策奖之后，这些改行的记者会回心转意。美国是一个推崇明星制的国家，获奖者的报酬会大幅上升。但是反过来说，获奖者的自我期待也会水涨船高，不再安于一份长期超时工作、高强度但经济回报并不稳定的工作。

　　之前提到的罗伯·库兹尼亚对自己的新工作感到很满意，并表示不一定会再回报社上班。新闻业的衰退和优秀记者的离开，对美国社会来说，是失去了一种社会监督与制衡力量，是令老百姓感到悲哀的事。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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