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卫：发展职业教育 需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

图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

　　2015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来自全国的代表、委员陆续抵达北京，为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的中国建言献策。据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的提出，给2015年带来了新的目标和挑战。作为最大的民生之一,教育也成为此次两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针对“职业教育”问题提出提案，他指出，下好职业教育这盘大棋，不能仅靠政府及教育部门主导推进，还必须把相关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赋予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现实中，政府热衷于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表现在：一顶层制度设计滞后，政策反复多变；二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三学校行政化、校长官僚化。为此，建议：一政府要进一步放权，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二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三完善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提升自主办学能力。

　　以下是全国政协委员胡卫关于“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提案的全部内容：

　　发展职业教育是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促就业的重要战略举措。《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为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职业教育迎来了新一轮大发展的机遇。

　　职业教育是普适性事业，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尊重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一是必须调动相关重要主体的积极性。黄炎培先生早就说过，“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由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及人在职场中履历等联系最直接、最密切，因此必须要从办学方和劳动力市场等两端来努力。二是要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与互联网的创新、融合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产生巨大挑战，教育形态将发生变化，有人提出了三个校园，第一个是传统校园，第二个是延伸行业、企业的校园，第三个是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的校园。这个挑战还蕴藏着一种可能，第二个校园将成为第一个校园，这更好地解决人才培养和技术进步同步的问题。“场景”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因，职业院校只有把教学活动置于职业场景中，用真实的技术、真实的设备、真实的案例、真实的项目来开展教育，才能取得实效。因此，职业教育必须拥抱新思想、新产业、新科技。

　　有基于此，下好职业教育这盘大棋，不能仅靠政府及教育部门主导推进，还必须把和职业教育相关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赋予培养端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

　　一、存在的问题

　　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热衷于在职业教育各个环节中，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学校资源由政府通过计划配置，无论是办学体制，还是运行机制，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计划都将它们囊括在内，导致学校主体缺乏自主办学的主动性，进而使人才培养同质化、学校管理行政化、专业设置封闭化、校企合作表面化。企业主体一方面难以招聘或订制到高素质的技能型劳动者；另一方面，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积极有效地参与到人才培养中，而国家增加的职业教育拨款又进一步强化职业学校行政化的办学倾向，从而导致企业参与的“挤出效应”。

　　现实中，政府热衷于在职业教育各环节，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主要表现在：

　　1、顶层制度设计滞后，政策反复多变。譬如，一会让职业院校从行业企业剥离出来，一会又让学校回归行业企业；一会高职升本成风，一会又让升本的600多所本科院校转为职业学校。这种“翻烧饼”做法客观上造成了对职业教育的冲击和损害。

　　2、我们的“体制”容易盲目追求速度。譬如，动辄投资几十亿、上百亿，圈地造城，欠下大量“地方债”。

　　3、学校行政化、校长官僚化。譬如，校长书记由上级行政部门和组织部门任命;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要报批；招生和就业要给计划；学校资源由政府通过计划配置，导致学校主体缺乏自主办学的主动性。

　　二、对策建议

　　当前，落实和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关键要处理好政校关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政府和学校在发展中各归其位，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特提出如下建议：

　　1、政府要进一步放权，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

　　政府应减少对学校微观事务的管理和干预，扩大学校在办学定位、发展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选择、专业设置、教师管理、自主招生、校企合作、经费使用等方面的权力。譬如，在人事管理权上，职业院校想从企业中聘请工程师、实验技术人员、管理骨干，担任“双师型”教师，然而这些人因学历、职称、身份等问题很难进来，进不了学校编制，许多学校都感到很无奈，呼吁应扩大职业院校的用人自主权。

　　2、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

　　政府要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把该放的放掉，该管的管好。集中精力做好顶层设计，参与制订和完善职业教育法；清理一系列歧视职业教育的规章制度和评价标准；制定鼓励行业、企业、民间力量参与和投入职业教育的法规政策，对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企业和民间力量给予税收减免和税前列支；建立职业教育发展多维度、全方位、公开化的数据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就职业教育和人口变化、产业需求进行关联性分析；改革财政拨款方式，在供给型财政拨款的基础上，探索需求型财政拨款，即财政流向从直接给教育机构转向直接给需求者（学生和企业），由专项转为生均，由部门掌管经费转为学校掌握。

　　3、完善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提升自主办学能力。

　　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有赖于其自主办学能力的提高。要建立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完善职业院校章程。建立健全由学校相关利益主体包括行业、企业、社区、教职员工、学生、家长、社会贤达等代表参与的董事会、理事会等管理机构。当前，600多所地方院校转型不能仅靠政府由上而下推动，还需要激发学校内源动力，政府可以出台转型的政策，但具体如何转型，应该由学校自主决定，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可结合国家政策、学校办学实际情况，决定学校是否转型，以及转型后的师资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