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少人愿意放弃“院士”待遇？

经过三年四度请辞，88岁的历史学家章开沅今天终于取下了自己头上的“资深教授”桂冠。他也由此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院士待遇”第一人。2014年04月17日08:21 来源：中国青年报

据报道，张开沅请辞的“资深教授”是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学术头衔。资深教授由高校自我评选，在教育部统一报备。资深教授享受与院士同等待遇，且同样终身制。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介绍，章开沅先生于2002年受聘，是该校仅有的两名资深教授之一。章老说，现在的大学就像一座围城，体制就是围墙。“我想出去透透气，所以先拆了自个的围墙。”他带头自我革命，希望能够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

张开沅先生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引发了网络广泛的讨论，很多讨论把话题集中在我国的大学学术管理体制上。的确，在教育深化改革迈向综合治理的路上，我们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张开沅先生请辞资深教授这件事情看到我国大学体制改革的急迫性。现在，有关大学改革有一种共识，那就是大学要变革必须去行政化，必须要让教授治学，而去行政化的前提就是突破大学的办学体制，如果大学办学的体制不变，许多推进现代大学的改革也就难以深化下去。深化不下去的直接结果之一肯定就是延误大学改革的时机，弄不好，甚至会使得大学改革丧失机遇。这是许多有识之士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张开沅先生请辞资深教授的新闻，令我们想起了去年11月媒体报道的中国林业大学沈国舫院士请求退休而校方不准的消息。校方不准的理由十分耐人寻味。校方说“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

其实，不管是评选资深教授还是评选院士，这本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评选资深教授和院士都是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的；而被评为资深教授和院士，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被评选为资深教授和院士的人一般都大学和科研单位里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人，他们在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往往有很重要的理论研究或应用技术研究成果。问题在于，我们的管理制度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主要问题就是资深教授和院士终身制，就是我们在把资深教授和院士这样的荣誉称号功利化了，给予了资深教授和院士很多不必要的功利性待遇，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资深教授和院士的学术考核的动态管理，以至于不管是资深教授还是院士，有人只要获得这样的荣誉，就安享其带来的既得利益，即便是不能再继续工作了，仍然会继续享受相应待遇。这是一般情况和问题。

特殊情况和问题则在于，正是我们把资深教授和院士这一最高学术荣誉当成了功利性工具，将其和待遇挂钩，才从根本上引发一些在学术上显然不具备资深教授和院士资格的投机分子千方百计往里钻营，我们所知道的引发争议的烟草院士就是一例。一种学术荣誉制度成为争利的工具，这无疑在说明其制度本身陷入了困境。

资深教授评选制度是仿照院士评选制度由我国的某些大学自己建立的学术管理制度，其评选过程充满浓厚的行政化色彩。我国目前在人文社科领域没有设立院士头衔，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是高校自我评选的具有很高学术造诣、良好学术道德风范的人文社科类知名学者，享受两院院士同等待遇。院士和资深教授享受高额津贴，在医疗保健、乘车、坐飞机方面享受副部级待遇，还配有专车和大宅；而且他们是不退休的顶级专家，一旦评上待遇终身不变。在这样的制度面前，我们相信确有学术造诣的教授并不稀罕资深教授这种称号，但也相信一些人会在这一称号含金量的利益驱使下争夺名利的冲动。一些人不择手段争夺院士称号的事实不是已经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吗？更多的人不是在请辞，而是在担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像张开沅资深教授和沈国航院士这样名至实归又有思想觉悟的人毕竟是少数。

人们担心的也正是资深教授或院士是否名至实归。而如果名至实归，除了必要的物质奖励之外，我们在制度管理上更应该倾向于大力宣传他们的学术，而不是给他们终身不变地让他们享受高额津贴和副部级待遇。本来嘛，不管是评选资深教授还是院士其实都是为了充分肯定他们的学术成就，突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为了提升他们的功利性待遇。因此，我们不能用行政化的对待干部管理的办法管理学术，必须去学术管理的行政化，让变了味道的资深教授终身化和院士终身化返回学术治理正道，让资深教授和院士这一最高学术荣誉回归神圣的荣耀而非功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终结终身制，就必须加快学术管理体制改革。如果不突破体制之困，单靠张开沅和沈国航这样的老先生的自觉革命，仍然难以打破体制的围墙。

希望制度设计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关院士改革的论述：“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事实上，早在2012年的院士大会上，院士制度改革就已提上议事日程。会议提出，保持院士称号的学术性和荣誉性，不与物质利益挂钩；坚持院士增选工作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减少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明确推荐人的权利和责任；为院士团体实现其功能定位，实现权利和责任的统一提供制度保障。可见，院士管理体制必须改革，资深教授管理体制当然也必须改革。这也正是张开沅和沈国航两位老先生请辞新闻告诉我们的真道理。对此，我们要问：还有多少人愿意放弃院士待遇，从而促进院士制度改革呢？（马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