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个时代。在“前喻文化”时代中，知识主要以薪火相传的方式，由长辈向晚辈传授；在“并喻文化”时代中，知识主要以平面扩散的方式，在同辈人之间传播；而在“后喻文化”时代中，知识的流动与生长突破了时空限制，信息垄断被打破，知识权威逐步消解，长辈往往需要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当今世界，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重塑了知识生产、信息分发与文化传播全过程，“青生于蓝而胜于蓝”的“后喻文化”特征越来越显现。尤其在以人才培养为使命的大学校园，陷入“本领恐慌”的教师与声称“不如自学”的学生，构成了高等教育核心元素的内在冲突。如何使“后喻文化”时代的师生关系避免空洞化、符号化，这一问题需要从教什么、怎么教和谁来教的角度展开深入探索。

要关注教什么的问题，推动课堂内核实现从“知识”向“智识”的拓展。“后喻文化”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百科全书式”的教师不复存在，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尤其是网络渠道获取新知，课堂不再是知识传播的唯一高地，直接面临“慕课大学”、视频网站以及知识付费软件的激烈竞争。实践中，所谓“上课认认真真不如课后‘哔哩哔哩’”的说法就是有力证明。但值得注意的是，知识获取的便捷并不意味着知识内化的轻松，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系统思维、专业逻辑、抽象能力的针对性训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位优秀教师绝不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工”，而应将课堂教法升华为“内功心法”，使自身积累多年的经验方法与审美意趣融入其中，让学生把“舶来”的知识转化为内生的智识。因此，“后喻文化”时代的教师既要增强终身学习的意识，尽可能将时代新知及时纳入课堂范畴；与此同时，更要着眼核心能力的构建，聚焦由“知识”向“智识”的转化，把握知识变迁中不变的基本规律，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与实践、阅读与思考、训练与积累，用具有个人“气味”的教学体系，构筑“后喻文化”时代的职业护城河。

要关注怎么教的问题，推动育人姿态实现从“漫灌”向“滴灌”的转变。“后喻文化”时代，教师的知识权威消解、身份光环褪色，学生越来越有主见，敢于“顶撞”老师、“质疑”教学内容，反感居高临下的“知识灌输”，呼吁建立平等的师生交流。适应这一变化，已不仅仅是教师需要为“一碗大”的课堂准备“一桶水”还是“一潭水”的问题，而应从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角度推动育人姿态的调整。因此，一方面要改造基于身份差异而产生的“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传统单边关系，构建一个基于知识分享而形成的以“交互、共享、探索”为特点的新型合作关系，树立课程与学生“一同开发”、教师与学生“一起成长”的理念；另一方面要更加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站在培养“奋斗者”而不是制造“失败者”的角度，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引导教师包容学生的差异性，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用欣赏增强学生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自尊，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被关注、被肯定、被寄予希望的喜悦，从真正以学生为本的初心，营造“既睹牡丹艳，也闻苔花香”的氛围。

要关注谁来教的问题，推动教师形象实现从“经师”向“人师”的升华。“后喻文化”时代，教师形象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好老师”的口碑呈现出向少数人聚集的趋势。一方面，人们普遍接受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观念，另一方面，当学生遇到观点冲突、思想困惑与内心纠结时，“一位大先生，抵过百个教书匠”的情况成为常态。其中原因就在于，“后喻文化”时代虽然淡化了教师“授业解惑”的知识权威，但同时也将“传道”所需的人格力量抬到了很高的位置。在这种“由人化文”与“以文化人”相结合的逻辑中，“谁来说”比“说什么”更重要，谁能树立一种像春蚕吐茧那样竭心力、像蜡炬成灰一样发光热、像和风细雨一样润心田、像孺子牛一样做人梯的人格形象，谁就获得了“亲其师、信其道”的核心要素。因此，“后喻文化”时代的教师养成，必须高举“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信条，不仅要积累教书育人的知识储备，做好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引路人，更要涵养立德树人的人格力量，成为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燃灯者，立志成长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的“大先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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