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呼吁，教育支出应提升至占GDP比重4％。其实，这也是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重要目标之一。

　　自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应达到GDP的4%目标，至今这一比例却远远未能达标。为什么至今仍然难以达到经济欠发达国家都已成超越的4.1%？恐怕不仅仅在于经济原因。

　　以广东为例。民进广东省委今年提交的调研报告显示，全省义务教育阶段负债73亿元。而其《政府工作报告》宣布，2005年广东GDP突破两万亿元大关，达到21701亿元。据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我国的香港和新加坡，全年人均GDP是23616元。之所以义务教育欠债巨大，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我们是否建立了完善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是否走出了以县乡为主的教育投入格局？事实证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县乡两级为主的教育投入机制是无力而低效的。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教育投入的事权，增加国家财政的资金安排，已成为必然。

　　我们是否把教育投入上升到法律规范的高度？是否建立起了分级负责制？是否实行了责任追究制？在近年的全国“两会”上，不断有代表、委员提议出台《教育投入法》，即使不能出台专项法规，但至少应明确和完善教育投入体制，合理划分既确保教育发展所需经费的落实，又能够确保教育投入的公平，改进教育投资的效率，以及未尽职责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通过条款规范下来。

　　所以，教育投入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态度问题、排序问题乃至机制、法制问题。而从经济原因之外入手，才能找到问题的核心。（安徽省砀山县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