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远去的那一道大学风景--人民网教育频道--人民网
人民网

朱维铮:远去的那一道大学风景

2012年03月11日05:30    来源:人民网-教育频道     手机看新闻

  • 打印
  • 网摘
  • 纠错
  • 商城
  • 分享
  • 推荐
  • 字号
  “朱维铮是复旦学术的一面大旗”。网络搜索,百度百科上“朱维铮”词条以这样的评价开头。

  或许有人会对此存疑。毕竟,一些截然不同的指点评价曾经一路伴随着这位个性鲜明的知名历史学家、教授。然而无可否认,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关注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历史学术研究的人,都会知道朱维铮。

  3月10日下午,大旗偃落。在查出罹患肺癌一年多之后,朱维铮教授病逝,享年76岁。复旦大学校园网宣布这一消息时,评价的最后一句,称之为“卓越的史学教育家”,“坚持实事求是、不懈探索真理的纯学者”。

  “复旦史学传统的继承人”

  除了历史学界人士和他的学生,读过朱维铮《走过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重读近代史》等普及性书籍的人们,会为他独特的思考与文风所打动,对他的学术源流却未必知道多少。

  在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大学校园里,朱维铮被公认为“复旦史学传统的继承人”。朱门学生、已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的李天纲先生提供的一份朱维铮学术生平里,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朱维铮晚年拥有的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荣誉和职务头衔,而是他的师承“血统”:1955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后,先后担任著名历史学者陈守实、周予同教授的助教。陈守实教授出身于当年的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陈寅恪,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周予同先生“五四”运动中有过“火烧赵家楼”的壮举,也传承了晚清经学研究传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著名专家。

  这样的师承血统,让朱维铮日后继承两位前辈开拓、倡导的领域,奠定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术研究方向,更重要的则是,他们博研典籍、实事求是,用扎实史料功夫探讨重大理论问题的学风,深刻地影响了朱维铮的一生治学。

  以个性论,朱维铮应该是喜欢“标新立异”的。他的许多学术论文都能辟蹊径,也因此而在国内率先开拓出文化史和思想史等新研究领域,但他强调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价值判断”,其严谨扎实在学界有口皆碑。

  “名师不一定出高徒,严师可以带出一些”

  在复旦任教50年,几乎每一届学生回忆起朱维铮教授,都会说到他的独特“口试”——“1981年,我们期末考试的时候,他是历史系唯一一个不采用笔试而用口试的老师。事先出好几十道题目,学生抽签准备,排着队一个个进教室接受他的提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回忆说。

  “我们读书时是从朱老师出的100道题目中选一个,写成1000字文章,他就这篇文章提问,提倡学生和他辩论。有学生想挑战他,毕竟题目范围那么广嘛,但他对史料的熟悉和博闻强记,让人没办法做到。朱老师当时还告诉我们,‘敢这样考试的老师,一定是好老师!’”曾就读于97级历史系的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方明补充说。

  “我不一定是名师,但肯定是严师;名师不一定出高徒,严师还可以出一些。”也是朱维铮的“名言”。

  李天纲教授回忆说,1986年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后,作为朱维铮弟子的他们负责写会议纪要,交上去后每个人的文字都满篇红字、被改掉三分之二,让他们傻了眼。朱维铮说,当年周予同先生也是这么帮他改文章的,并告诫他们写文章一定“陈言务去”,用最经典的字句表达含义。

  微博上,也有学生晒出朱维铮审读自己论文后手写的信件,虽然是被“骂”,老师的认真严谨却留下了终身的印记。

  而在因出书而与朱维铮交往密切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看来,这位对学生特别严格的老师,严厉外表下其实有着一颗非常慈悲的心。他狠狠批评学生,却也十分精心地为他们修改论文,真心关爱他们,为他们找工作而着急、用力。

  “认真读书、认真教学、认真做人”的学者气场

  年轻时是学校话剧社的“台柱子”和系运动会短跑冠军,80年代初一件藏青长风衣有型有款惹人注目,一直到70岁之后,已是享有盛名的学者、教授,他悠然地骑在一辆旧自行车上的身影,成了复旦大学校园内的一道风景。

  在复旦大学,朱维铮与去年去世的著名文史学家章培恒教授等人一道,被认为是最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士大夫”气息的当代学者。他们各有专业才学,但更是性情中人,因个性鲜明,自有折人风采,让人留恋。

  “这样的老师走了,是大学的很大损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回忆说,朱维铮先生喜欢通宵工作、上午睡觉。大学二年级时,因为协调不畅,一次他一早去请朱先生上课,他被叫起后二话不说,红着眼睛就跑到教室里。他的研究生们经常就聚在他的卧室里聊天、谈学术,时不时要被他发散性地发问:“如果交给你十万人,你能指挥吗?”“对床头这幅画,你能说说吗?”

  这样一些琐碎事情,杨志刚说是“我们做学生时的福分”,因为它是真正的师生贴近、言传身教的影响,琐碎,却传递着文化与精神的传统。“这种情节在现在的师生间或校园里很少能够看到。多数老师上课前几分钟到教室,下课铃声响了就走,个别学生能和老师电子邮件交往已属难得。”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孔子思想体系》里根据考据提出“孔子是个私生子”,差点惹得孔家后人打官司;在经学冷落年代里说“哪怕它是粪便,也要摆到显微镜下研究”,在“国学”大热之后,又告以警惕:“我们是否传达了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孔子”、“是利益驱动还是文化寻根?”;他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位在电视里讲《论语》的学者“没一句心得是她自己的”,考据引证说明她当作褒扬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是对前人对论语的嘲笑,而同时他也说“学随术变”……

  有人曾说他爱出风头,也有人说他执拗、不合时宜。他在课堂或公开场合说过的尖锐话,让学生们在他身后还担心媒体写得多了会“伤人”。做科研要填表申请经费,需要说明研究项目有什么作用,他会写下“没用”。

  朱维铮曾告诉记者,一生钻研“没用”的历史,“最大的改变是,使得无论我看过去还是看现在,看中国或是看外国,或者说看人生,我都把它当作历史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来看待。”

  不必读懂他的专业贡献,更不必纠结于一言一行,对于一所大学、一个社会来说,这样一位认真读书、认真教书、认真做人的学者、教授的“气场”,就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联系本文记者

姜泓冰
[留言][博客][微博]
(责任编辑:杨铁虎)

手机读报,精彩随身,移动用户发送到RMRB到10658000,订阅人民日报手机报。
浏览过此新闻的网友还阅读了以下新闻
  • 热点聚焦
  • 精彩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