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能给教育改革当裁判员吗？

　　6月下旬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一次只有数十人参加的小型会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企业应该促进教育创新。在知名企业家集体缺席的情况下，这次会议急切达成了一项“上海共识”，以此呼吁当代社会最活跃的因素——企业和企业家，把参与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一些在企业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如俞敏洪、李开复，原本位列会议的邀请名单之中，最终都因有事没有出席。这让一些与会教育学者感到遗憾。“我们的理想是过几年之后，不是由我们而是由联想这样的大企业来主持这种会。”会议的主办方、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以半开玩笑的语气告慰与会者。

　　此次会议的召开基于一个很不乐观的判断：当前国内教育改革有来自于民众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和受教育者的压力，但是恰巧没有来自企业的压力。这与美国的情况迥然不同，在教育变革方面，它的企业界是一支与政界、教育界鼎足而立的力量。

　　谁最有资格评判教育质量的好坏

　　尽管中国的教育部门一再强调，教育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但这种评价似乎很难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人们对教育的不满和批评之声弥漫在网络、报纸和日常的聊天当中。

　　到底谁最有资格评判学校培养的人才质量的好坏？郭玉贵信赖的是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郭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十几年，最近回国并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全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他援引美国的经验来强调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教育系统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教练员，还做裁判员。如果把教育当做一种特殊的产品，那么用户才是最合适的检验者。郭教授了解的美国，其学校、教育机构理事会的成员大都由包括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

　　会议的组织者提供了麦肯锡研究院与麦肯锡中国分公司在2005年合作完成的一份报告——《应对中国隐现的人才短缺》，它得出的结论与许多普通民众的感觉高度吻合：尽管中国的大学毕业生队伍非常庞大，但跨国公司发现其中极少有人具备从事服务业的必备技能。一项范围有限的访谈表明：在麦肯锡研究的九种职务(包括工程师、财务人员、会计、定量分析员、通用类人才、生命科学研究人员、医生、护士和辅助人员)中，平均只有不到10%的中国求职者适合在外国企业中担当那些角色。

　　但问题显然不止停留在这些层面。中国社科院的资中筠女士自称是带着深刻的忧虑来到会场。她因为忧虑教育的现状而担心中华民族的未来。

　　“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质。”资中筠缓慢而坚定地表示。对前者，她并不悲观，因为将来总会得到普及，老人所忧虑的是：我们的学校到底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她把升学率视为教育的“万恶之源”。教育部门试图调整这一偏差，但效果并不明显，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眼里，升学依然可以替代一切。

　　企业界一直处于美国教育改革的前台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企业稳居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在国家出台的一些重大政策当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企业和资本积极参与所显示的力量，但是，在教育领域，拥有强大资源的企业界还远未展现它的影响力。它们常常抱怨招不到合适可靠的人才，却一直疏于向教育界施加变革的压力。“而在一些发达国家里，企业是促进教育创新和变化的最重要的力量，因为企业不仅是教育的消费者，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人才培养、新思想和新方法的产生基地。”杨东平说。

　　种种迹象显示，要提高中国毕业生的质量需要漫长而艰苦的努力，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企业界在参与教育创新上有着足够的施展空间。郭玉贵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赵中建希望中国的企业家能向美国学习，逐渐拥有改革教育的担当意识和能力——因为这也关系到它们的未来。

　　美国企业界走上教育改革的前台，是迫于对人力资源危机的恐慌。1983年，美国教育部发布《国家处在危险中》的报告，揭示了该国低质量的基础教育对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危机。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美国企业意识到：如果教育不能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美国企业据此发展、乃至生存的基础将会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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