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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大学行政化导致校长不对师生而是对领导负责

2012年05月03日08:13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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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近几年,呼吁作为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的高校“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的声音一直存在。此次《指导意见》将高校等公益服务性单位“逐步取消行政级别”置于事业单位改革的路线图中,也让这个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上讨论热烈的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尽管“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不断,但是,很多专家和高校人士认为,目前高校在“去行政化”方面没有实质进展,取消行政级别也多停留于喊口号。也有专家认为,在目前现实条件下,高校取消行政级别还面临着困难。高校能否逐步取消行政级别,高校“去行政化”究竟难在哪,是否存在突破的现实途径?

  让大学摘“官帽子”的呼声不断

  2007年,国内高校发生多起教授与行政领导的“冲突”事件,高校的内部矛盾逐渐演变成为公共事件。

  当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自述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

  “张鸣事件”的争议尚未结束,著名教授何家庆也公开表示,因无法忍受大学行政化给自己的学术研究造成的羁绊,向安徽大学提出了提前退休的申请。

  一个多月之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教授邹恒甫在博客上贴出给教育部部长的公开信,称光华管理学院开除他的教授职务是“院长残酷对待手下教授”。

  在一直痛批高校“行政化”和“衙门化”的张鸣看来,大学教授和行政领导爆发冲突只是表面怪状,“官僚思维”充斥于大学和“学术评价扭曲”是高校“行政化”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行政化首先会影响高校的办学思维,使其成为‘官僚思维’。比如,有些大学在选择重点学科的研究内容时,不是考虑自身的优势和传承,而是要跟着文件走。”张鸣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现在是官越大,资源就越多,学术资源按照权力来分配,所以教授们也争着当官。高校里有一些人,有什么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去找院长,而不找真正对此有研究的学者。”张鸣大为感叹。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开始进行关于学术研究的“官味度”研究。顾海兵在对某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评委的研究中,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职务级别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高于副校长级。因此,他将该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在批评高校“行政化”时也说到,“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有些时候处长们会影响着太多的学术资源,有些地方甚至在学校里安排退休干部,这对学校的“行政化”管理影响太大”。

  教授热衷于做官,崇拜行政级别,也成为高校见怪不怪的现状。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很多年轻有为的教授愿意有个行政官职做,这个职务的重要性超出了他作为教授的重要性。本来行政系统应为教授以及教学科研服务,现在为什么倒过来了?无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集中的权力比较大,实际待遇比较好,前途好,社会影响力也比较大。”

  “大学校长作为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在办学过程中对上负责,不是对教育负责,不是对师生负责。”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观点更是鲜明。

  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显而易见。近几年,很多政府官员和大学校长都曾在公共场合表示,支持高校“去行政化”。

  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跟网友在线交流时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同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谈到教育改革方案时也表示,教改工作将“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随着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大学校长也表示,赞同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2010年,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支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我自己正在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大学是学术机构,不应该按照行政部门来进行管理,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一大趋势,在将来肯定会实现”。

  2011年,同样是在两会期间,面对媒体“如果有一天,大学不再有行政级别了,你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的提问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委员回应说,“我个人赞同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我作为校长,平时也没有这种级别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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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郝孟佳、林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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