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中国教育改革的争议越来越多，是因为当前教育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倾向越发严重，相当多公立学校已成为赢利创收的工具。下一步，教育制度要怎样改革才能让民众真正满意？在1月12日召开的一次“教育制度改革：探索与反思”专题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诸宏启指出：任何制度背后都有一个伦理取向，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亲近穷人的制度”。（《工人日报》1月15日）

　　确实，从道义实现的高度看，“亲近穷人”理应是教育制度的本色，是其制度伦理的核心；从功用发挥的角度看，也只有当教育制度真正“亲近穷人”，才能更多发挥出其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整体增加社会成员的福利———那时的教育，当然也会是民众所满意的。

　　教育是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其功用就个人而言，是培养生存能力，改善生存方式，提升生存质量；就社会而言，就是普及知识传承文明，提高劳动者素质，最终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在前一意义上，教育必须坚持机会均等、“有教无类”，教育机会公平与否关乎社会成员的权利公平，是实现社会整体公平的最重要前提。因此，教育制度必须让所有的穷人都可接近或“亲近”，否则公平就无从谈起。

　　在后一意义上，也只有“亲近穷人”的教育制度，才可以充分发挥出教育培养人才的作用。深山有佳木，寒门出才俊。如果教育制度通过种种门槛拒斥穷人，便是对社会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即便当前我们国家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还不能完全达到“大众教育”的水平，脱离不开“精英教育”的阶段，但“精英教育”不能等同于富人教育、贵族教育，遴选“精英”的惟一标准应该是智力标准和学业水平。这就要求，在智力和学业水平之外，教育不能有太多其它门槛。如果用其他门槛变相否定穷人的受教育权利，是对穷人命运的漠视，也是对人才的扼杀。设若人才不济，发展活力何存？

　　令人遗憾地是，我们当前的教育，却是越来越让穷人不觉“亲近”了：在广大的农村，由于长时期的对教育投入不足，由于基层教师收入太低，相当多的农村学校陷于人财两缺的困境，农村基层教育的质量可谓每况愈下。而当前的大学教育对穷人的压力，更是已毋庸赘言———供养一个大学生，竟然需要一名农民13.6年不吃不喝的纯收入，这岂止是“不亲近穷人”？所以，此时强调“建立一个亲近穷人的教育制度”，乃属当头棒喝，堪称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