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吉林市在文庙博物馆孔庙门前举行高考状元表彰奖励仪式,12位文理科状元身披绶带、胸佩红花,在人们的艳羡和祝福声中,走进状元门,踏上状元桥。吉林市副市长杨金顺为这些状元分别颁发了5000元、2000元不等的奖学金,教育部门制作的两册“状元名录”将永久保存在文庙博物馆内(8月14日《北京青年报》)。

　　学生高考中榜或者考个本省、本市第一,由学校或者教育系统出面奖励一下本无可厚非,而学校或者教育系统重奖“高考状元”也不鲜见。可是,像吉林市这样拿出旧时状元及第的规制，大张旗鼓地表彰高考状元的做法,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在我看来,这样兴师动众的表彰与我们的现代教育并不协调,甚至于背离了现代教育的某些理念。

　　旧时中状元意味着光耀门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旧时的科举制也被看做是普通人向统治阶层过渡的惟一道路。而在现代教育中,教育的功能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服务和知识创新等现实功能。对受教育者来讲,中学的基础教育其要义在于掌握基础的谋生常识、形成相对有价值的知识体系,即便是考上大学或者考中状元,也只是意味着进入到了精英教育的阶段,并非是像旧时的功成名就。因而从功能上来讲,现代教育早已不再需要旧式的“状元思维”。

　　但是,受一些旧观念的影响,很多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难以割舍的“状元情结”: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老师希望“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学校希望升学率高些再高些;教育部门希望本地学校排名靠前再靠前……这种情结直接导致了教育的“物化”倾向:对教育的关注“物化”为对分数的关注,对现代教育理念的理解“物化”为对升学率的追捧。

　　这些因素的存在,再度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状元情节，于是,从称谓到行动,再到政府主动参与、状元名录永久馆藏等等举措全被翻了出来,上演了一出新型的“状元登科大典”。高考作为现代教育的一种阶段性检测,其结果竟然要靠复古的状元大典来认可,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