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楚天都市报》报道，上海、浙江一些名校在湖北招生较“吝啬”，在当地却“出手大方”。比如，复旦大学在鄂招生只有几十人，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在湖北招生均只有100多人。而这些学校所在地的生源，均超过总计划的50％。相应的，武汉大学在鄂招生3000多人，约占该校今年招生总计划的50％，而该校在北京、河北只招70人，在上海只招50人。（《楚天都市报》8月12日）

　　名校倾向于招收本地生源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种做法的理由也很简单：在哪儿办学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财政支持，而人家给了支持该拿什么回报？对于高校而言，没有什么厚礼比招生指标更有分量了。就算撇开回报不说，要想来年继续得到“支持”，这招生指标的倾斜也是免不了的。尤其是在近年，各地高校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地方财政的支持，多招本地考生，也在情理之中。但当诸多名校都向本地倾斜，当其将50％以上的指标都给了当地学生时，问题也随之产生。

　　首先，名校招生过分地方化会直接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名校招生的地方化，使得那些教育质量较高、拥有名校数量相对较多的地区，会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而那些拥有名校数量相对较少的地区，显然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举例来说，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名校较为集中，这些地区50％以上的指标会分配给当地的学生，只有剩余的少量指标会流向外地；而像甘肃、云南、贵州等地拥有的名校数量本身就少，就算留下50％的指标给本地考生，也解决不了什么太大问题。此外，招生指标的含金量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北大、清华的招生指标，当然要比一般高校的指标含金量大。名校招生过分地方化的结果，是使原本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到一些地方，导致教育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其次，名校招生过分地方化不利于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华民族的文化绚丽多姿，各地都有其独特的风情。而大学正是各种思想、文化自由碰撞、交流的最好场所。如果学生大都来自相同的地域，则很难形成各种不同文化交流融汇的局面，让少数“外来”文化慢慢失去个性。

　　此外，名校招生过分地方化也极容易滋生教育腐败。高校扩招以后，普通高校的吸引力下降，而名校的招生指标则越来越受追捧。名校与所在地的社会各界免不了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而这些名校又将大量的指标划定在当地，使得稀缺的招生指标更容易成为钱权交易的砝码，导致各种教育腐败行为的产生。

　　现实条件下，要求名校平均分配招生指标，短期内还无法实现。但一些名校将50％以上的招生指标都留在当地，却也需要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