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11月13日专电（叶锋　肖春飞）如同报纸的一个版面会同时刊登农民工遭遇工资拖欠的报道和某个富豪榜发榜的新闻一样，眼下的高校每天也都在上演着大学生们贫富对比的“生活情景剧”。

　　“送一桶水就能拿3元钱。”小唐说：“食堂一顿，比在老家学校吃一天的钱还多。”

　　小唐是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的大三学生，每周他都要花一两天时间去送水。骑上车，赶到学校水站，车后挂上一个用于安放桶装水的铁架子。约20公斤重的桶装水，他一次最多带上四桶，然后蹬车穿过校园，到达目的地后，再一桶桶拎起来扛在肩上往办公楼或教工居住的小区楼里送。小唐来自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县的贫困农村，父母在家养鸡种地，抚育四个孩子长大成人。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说，父母已经竭尽全力，大学里的生活要靠自己维持。

　　小唐一入学就在学校20多类勤工助学的岗位中选择了送水这活，“送一桶水就能拿3元钱。”他说，送水收入加上学校补贴，平均每个月能有500多元的收入。其中三四百元用于填饱肚子，因为练体育，有时候不得不增加一点营养。与校外餐馆相比，学校食堂三四块钱一顿饭已算便宜，可他还是抱怨，因为“食堂一顿，比在老家学校吃一天的钱还多”。

　　小唐住的可说是校园里最旧的一栋楼了。外墙水泥裸露，几处灰泥脱落，窗台玻璃也有破损，走廊潮湿灰暗。宿舍位于5楼，12个床位填满了大部分空间。一进门，一台二手电视机是屋里唯一尺寸较大的电器，一次楼下搞广告宣传时别人丢下的木座，已被搬进屋来做电视机座。“一共搬来两个座，还有一个放在门后顶着，因为保险门坏了。”吃饭和住宿之外，小唐几乎把其余的开销压缩到了“极限”。他指着身上的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T恤和已露出线头的运动裤说：“这些是去年暑假回家在地摊上买的，两样加起来得50元。”说话时脸上略带着满足。来上海两年多，他现在的衣服大多要假期回家带来，许多还是高中穿过的。他最值钱的东西，要数那个600块钱买来的二手手机，其主要功能用来发短信方便联系同学，或是与外界联系了解更多就业信息。他说：“一个月的手机费有二三十元，想来难免有些心疼，只是不得已。”

　　“一个月下来光生活费消费两三千元，一般不算多！”小余说。

　　同在华师大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小余却每天开着丰田车上下课。这种场景在如今的高校已非罕见。眼下的大学里，像小唐这样的贫困生占大学生总数的近20％至30％，如小余一般条件优越甚至生活“豪阔”的学生也不在少数。

　　像小余他们这样的，都住在新公寓的四人宿舍里，每年住宿费是1200元至1500元不等。他们闲时会将笔记本接上宽带，下载某位乐坛明星的新歌，然后存进索尼MP3或MP4里，戴着边走边听。和贫困生争分赶秒挤时间勤工助学不同，一到周末他们和朋友出游、逛街，或是在某家品牌服装店花数百元为自己添一件衬衫，或是寻找一家像样的菜馆享用晚餐，或是去“钱柜”唱歌，到衡山路某家酒吧坐聊。等到午夜时分，到街上透一口气，接着打的或者开私家车穿越一条条流光溢彩的马路，悄无声息“潜回”学校。“一个月下来光生活费消费两三千元，一般不算多！”小余说。

　　小唐和小余的消费差距是当下我国高校大学生群体“贫富”分化的一个缩影。这个对比也许有些极端，但华东师范大学从事过多年学生辅导员工作的刘晓丽博士认为，如今大学生中的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尤其在上海这样经济相对发达、大学密集的城市就更加突出，这种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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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连地铁都不会坐，他是如何心理脱贫的

　　接过记者递过去的一杯水，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恩桃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完，说：“太渴了，太渴了。”整个上午，他从市郊赶到位于市中心的上海市第二中学，为20名市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义务补课。“我也是贫困生，我喜欢与这样有类似经历的人一起交流，或给他们一些帮助。”他的话里，透着一股豁达。

　　最“丢人”的事情发生在地铁站上

　　这份豁达来得不容易。2003年9月，他从四川自贡市的边远农村独自来上海交通大学农学院报到。“下了火车，一见高楼林立，人涌如潮，我一下子竟有点不知所措。”陈恩桃回忆说。最“丢人”的事情发生在地铁站上。他说：“买了张地铁卡，排着队轮到我检票了，我竟然不知卡该往那儿插，鼓捣了半天，排我身后的人都快不耐烦了，弄得我脸唰地就红起来。”

　　当时的学费是7450元，可陈恩桃携带的银行卡里一共仅存有6000元，这还是家里父母到处借了凑起来的。幸好，学校的“绿色通道”和助学贷款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不过接下来的现实却让他时时身处窘境，随之而来的是挥之不去的一种心理自卑和自闭。

　　跟许多贫困生一样，他的内心变得自尊而敏感。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普通话带有家乡口音，他不爱跟人交流，尤其“不愿跟上海人说话”。

　　家教经历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很长一段时间，陈恩桃将自己封闭起来。他喜欢离开学校，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做家教，把周末的时间都抛掷在校外，“最多的时候做8份家教，既是为了打工赚钱，也是为了远离人群，避免他们的语言和眼光触到我的痛处。”

　　不过，家教经历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我走进很多城里人的家庭，在给孩子辅导的过程中，亲眼见识了城市里贫穷和富裕家庭的居住、生活状况。许多人都在艰辛而体面地活着，贫困生凭什么要自卑自闭？”

　　从“外围”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心态”之后，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融入到学校的生活中去。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做过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值班员、楼道清洁工、网络管理员、学生事务中心助学部的干事等，同时，还担任了插花协会的会长。“多种勤工俭学和协会的工作，在解决我经济困难的同时，也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能力，促使我尽快融合到学校这个整体当中去，收获一种成就感、认同感与归属感。”

　　眼下，他资助着三位贫困中小学生

　　在物质上和精神自我脱贫的同时，陈恩桃想到了帮助别人。眼下，他资助着湖北罗田县、安徽宿松县和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镇等地的三位贫困中小学生，每学期共为他们垫付500元学费。此外，他还在申请明年10月份去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支教一年。

　　有关统计显示，截至2004年底，在上海45.2万全日制本科生中，有7万人的家庭月人均在400元以下，其中有3.5万人家庭人均月收入更是在最低生活保障线（295元）以下。而在全国，在校的贫困大学生多达260万。

　　（叶锋　刘丹）新华社上海11月13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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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贫困生容易滋生三种“精神贫困症”

　　新华网上海11月13日专电（叶锋　刘丹）现阶段，我国高校“勤、贷、奖、助、免”的帮困助学体系已基本建立，并较好地解决了贫困生生活上的困难。有专家指出，在帮助缓解经济压力的同时，高校应更注重如何为贫困生精神“解困”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勤工助学部主任王骏分析：目前，高校贫困生的“精神贫困”主要有三大表现。

　　一是自我封闭。上海交通大学农学院的大三学生陈恩桃是学校插花协会的会长，同时还是学校园艺协会、生活服务管理中心等多个社团、部门的工作人员。他有一个感受是：学校的许多协会和部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接触他人、融入学校和社会的机会，但很多贫困生似乎不愿意加入到这些团体中来。

　　二是对虚拟世界的沉迷。高校贫困生中存在一种“分化”。一部分刻苦好学，成绩拔尖，而也有一部分人则“郁闷”地远离人群，整天与电脑为伍，聊天，游戏，无所事事打发光阴。

　　三是对社会和城市的隔膜。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大三学生小唐来自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县的贫困农村，靠助学贷款和在学校送水赚钱维持生活。他坦言，自己毕业后不想回家工作，但对上海这样的城市又“没有感觉”。来源：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