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学工科的不应任文化部长教育部长 

2008年03月31日09:02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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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2008年春天,易中天又投入到繁忙中。从2月份起,他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再度合作,推出一个关于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36集电视专题节目。在这个节目里,他将暂时告别解读历史,进入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站在全球视野和历史高度,寻找那些能够为今天所用的文化资源,进行解读与传播。这意味着他暂时搁下了《水浒传》,在《品三国》的那条道路旁,另起一条新路。

  红得如日中天的易中天现在很烦恼。他对自己的走红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他家里的电话一天到晚不停地响,让他看书写文章不得安宁,手机只能转到秘书台。他的家庭、生活、工作都成为了媒介报道的内容,甚至没有采访过他,就杜撰他和妻子家庭生活的文章,在发行量很大的刊物上发表。

  对报纸、网络上关于他的报道、评论,易中天刚开始还会认真看,会为理解自己的知音欣喜,也会为不实、歪曲的报道愤怒,也会在公开场合作出回应。但到后来,他发现自己已经看不过来了,关于他的新闻太多了,根本就看不完,后来干脆就不看了。

  “我现在感觉跟以前最大的不同是,以前你说什么都行,说什么都对。一年后是你说什么都不行,说什么都不对。比方说,有人批判你,你是回应还是不回应?不回应,马上就有人说,你看不敢回应,心虚了吧,不敢吭气了吧,我们说对了吧;你回应,马上就说,你看一点肚量都没有,怎么一点批评声音都听不得呢。甚至一个小孩没有拿到你的签名,就可以在网上骂你……你又不可能面面俱到,让所有的人满意,那会令自己崩溃的。”

  因为对媒介不信任,易中天选择了在搜狐等两家网站上开个人博客,还有百度的易中天吧,绕过媒介直接发言。“这起码可以真实传达我的想法,不怕媒介歪曲删减,而且能够直接和读者、观众沟通联系。”

  易中天甚至很生气。他甚至不承认《从星空到心灵———易中天于丹演讲对话录》是自己的作品:“那也不是我写的。我和于丹在香港对过一次话,被他们整理出来,交给出版社,我连稿子都没看,怎能说是我的作品呢?”

  十年前,易中天开始想做一件事,就是让学术走进市场、走进社会。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都是他研究的领域。在学术研究外,他写了《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读城记》、《品人录》、《书生意气》等随笔体学术著作,也写各种评论时事的杂文,甚至出版文学作品集,广泛参与城市发展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

  对于易中天的这种选择,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的人认为学术本来就应当走出象牙塔,走向大众,走向市场。反对的人认为他应该呆在书斋里好好做他的学问,现在不务正业整天在外奔忙。

  而对于易中天来说,他已经懒得回答这些质疑了。在与电视共舞的过程中,易中天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位置,信念也越来越坚定。“我的信念更加肯定了,这些年我一直在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的道路,现在证明没有错。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学术成果走出书斋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古典文本的现代转换。因为大多数人在阅读文言文的时候,还是有阅读障碍的,这个“转换”能引起大众对古典、对传统的兴趣。当然,如果能够读原著效果会更好。我坚信,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我的实践告诉我,学问就该这么做。”

  易中天前不久交出的新书《帝国的终结》。这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本书,也是一本彻底的学术专著。和他的《破门而入——易中天谈美学》一样,出版《帝国的终结》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

  我想找出历史上改革派失败的原因

  记者:《帝国的终结》的香港版和内地版有什么不同,感觉香港版要比内地版厚。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这个书是2003年11月份完成的,香港版是2005年8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在内地换了几家出版社,但一直未能出版。这次出大陆版的时候我又重新作了一次修订。从字数上来说,肯定是大陆版多。但我也奇怪,香港版的书居然比内地版的书要厚。

  有些媒体说这是炒冷饭,对不起,这个饭在中国大陆没吃过,所以在中国大陆是新饭,不是冷饭,是热饭。是一本新书,是我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些思考。

  记者:那么多年过去了,你身上理想主义的色彩一直没有减弱,血气方刚,还没有凉下来。

  易中天:我的侄女对我是这样的评价:大龄愤青一个(笑)。但是在生活里和学术上,我的表述还是很平和的。我觉得人是理性的动物,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种对社会,对人生、对国家、对民族的满腔热情,这个热情你不能把它消灭了。但是在具体做事、说话、写文章的时候,却应该以一种理性的、平实的、平和的方式来处理。我认为是这样的,这样才能真正去实现你要实现的目的。

  我一贯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它的终极目的是每个人的幸福,否则没有必要来建立这个人文学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应该有社会的责任和担当。要承担起这样责任和担当,就必须让学术、研究成果走近社会、走近大众、走近生活,所以我的口号是“为人生而学术”。

  记者:现在很多人从事历史研究,主要着眼点在于它的现实意义,比如吴思的研究是历史上政权机构运作背后的潜规则,你做历史研究的兴趣点在哪里?

  易中天:如果借吴思的话说,吴思要告诉我们:中国的官场不是按照红头文件和政策法规来运作的,而是按照潜规则来运作的。这是吴思的结论。我要做的事情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潜规则,潜规则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必然会有潜规则?又比方说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古代社会国家的问题在于以道德代法制,这是黄先生的结论,我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会以道德代法制。实际上我所有的努力最后都在挖那个根。

  记者:从你文章的分析结果来看,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曹操、王安石、晁错这些历史上的改革派人物,他们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往往以失败告终。

  易中天:中央电视台有一个编导,看了我讲晁错的那集以后,一个星期吃不下饭。(笑)

  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些悲剧人物就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这个国家在历史上走过的这条路,它会有什么问题,哪些是我们今天必须力图来避免的,如果说有现实意义,现实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改革进行到最后,往往已经不是一两人的问题了,而是制度问题。我不认为历史上出现的悲剧、错误、灾难是个人原因,我认为是制度原因。这样一个制度,背后是文化,再往上追述就有地理的、自然的、人物的各种原因。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写严嵩的那段:严嵩是公认的奸臣啊,最后连严嵩我都替他说句话,我说严嵩实在是忠臣啊,80高龄的老人,充当皇帝科学试验的小白鼠。因为嘉靖皇帝是要炼丹的,他炼好以后自己不吃,让严嵩先吃。严嵩吃了以后还写试验报告。说臣昨天痛下淤血,臣服后浑身燥热……那个时代忠于皇帝就是忠于国家啊,不忠于皇帝才是奸臣啊,曹操说他是奸臣,是因为曹操要篡汉献帝的位。那严嵩没有篡过位啊,他是坏人,不是奸臣。

  “实际上根本问题就是皇帝制度。专制和独裁的制度,注定了这些人都是这个下场。

  所以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朝代,改革派失败根本还是制度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政治体制实行议会制度,比如王安石上台的时候,司马光作为反对派,监督他,是不是要好一点。司马光上台后,王安石作为反对党监督他,那他们在推行改革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大刀阔斧地,而是小心谨慎地做。你小心谨慎的改革可能就成功了。

  中国的经验表明:改革只能循序渐进。我是主张渐进式改革的。

  我为什么研究美国崛起的历史

  记者: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不变,改朝换代却非常频繁,而且往往通过战争和大破坏;美国从实用角度设计出一个国家,却在短短200年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前者不能持久,后者却能够稳固呢?

  易中天: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源头要追索到古希腊,古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而我们中国要追索到商周时代,那是一个大陆国家,一个大陆民族、农业民族创造的一种国家制度和政治文化。

  农业生产和工商业这两种经济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大部分国家应该说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工商民族是比较特例的。所以我也赞成顾准的一个观点,希腊的共和制度和民主制度是一个特例,很特殊的。

  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所谓的西方民主的那一套,比如代议制、选举制,等等这些东西,比方说大家投票了要立法,这些东西都源于商业活动,没有一个例外。

  而我们中国农民,历来并不反对皇帝。农民只希望皇帝是个好皇帝,别是个坏皇帝。是个暴君就倒霉了,他是个仁君、明君最好。哪怕他糊涂一点不要紧,他派的官员是清官就好,为什么?他需要保护,他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马克思说的,他们是由许多马铃薯组成的一袋马铃薯,他们必须由上面赐给他们阳光和雨露。所以,一到天下大乱的时候,农民盼望的不是民主共和,他盼望的是真命天子。

  美国人为什么要建立政府?政府是保护公民个人利益的。

  为什么要立法呢?是因为商业民主有契约观念。市场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签一个条约,这个生意就做成了。他用契约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商业经济关系问题,也可以来解决社会关系问题,这就是法律,法律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所谓议员,无非是公民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他不觉得谈判和让价有什么可耻,因为生意人就是要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必须让步,所以,不同政治利益集团聚在一起立法的时候也是可以让价的,这才有美国宪法的诞生,美国宪法的诞生被称为“伟大的妥协”。

  这种观念我们中国人有吗?没有,我们中国人怎么能够妥协呢?我们叫做“不向霸王让寸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观点产生不了民主共和,只能产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这是农业民族受到游牧民族欺负的时候得出来的一个文化观念,他没有商业民族那种天然的让价、让步、双赢,互利。

  记者:你为什么那么关注美国这个国家呢?还专门写了本书。

  易中天:在写《品人录》的时候,我认为在中国文化当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文化,它们是难解难分、互为因果的。在《品人录》里,就挑选了五个大家熟悉又是悲剧性的人物,试图揭示在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当中的那些问题。

  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说清楚,必须要有一个参照系:一个就是古希腊城邦式的,再一个就是当代西方的共和制,而共和制度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美国是共和国之父啊,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法制国家,而且它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

  那么我就要琢磨一下美国是怎么回事,刚好发生了伊拉克战争,我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攻克伊拉克并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兵不血刃就拿下了,直抵巴格达,可以说萨达姆政权是一夜之间被推翻。

  刘亚洲将军的文章就曾比较了前苏联和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事———前苏联付出很大的代价,美国付出很小的代价。苏联打败了,回去后一个超级大国解体了,美国胜利了又去打伊拉克。那么在这些事件里面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这个国家你可以不喜欢它,你也可以批判他,你还可以咒骂它,但是你不能小看他,恐怕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发自内心的蔑视美国,以至于欧洲认为美国总统应该全世界来选,怎么能选小布什呢,选戈尔也不选他啊———可见这个国家举足轻重。这样一个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是如何崛起的,难道这样一个国家崛起的经验不值得我们国家,我们中华民族来借鉴吗?我们不是也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不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我们要借鉴它,就要研究它,我的结论是:美国这个国家是一部宪法缔造的。由宪法来缔造国家,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法制国家,所谓法制,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是由法来治国,这才是彻底地告别人治。

  所以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就写了《艰难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的反思》,这本书结果卖的不好。(笑)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的历史,写了《帝国的终结》,而它的副产品就是这个《帝国的惆怅》。

  我强调“为人生而学术”

  记者:你从古典文学到艺术,到美学到心理学,再转入城市研究和历史政治,这个过程看起来相当复杂,你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来搞历史和政治研究呢?

  易中天:我不主张把一个人的研究范围按照所谓专业来画圈圈。而且我们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也不画这个圈。我们古代的先辈、我们的先贤们,他们是没有这个界限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特色。那么我们既然强调中国特色,总要有一部分人保持这个特色吧,继承这样一个传统。实际上人文学科,它就是一个对象,人或者说人类社会,只是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切入。但最后归根结底是要打通的,一定要打通的。

  记者:问题是人文学科分裂了几十年了。

  易中天: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笑)。本来学术研究,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兴趣,来作这样一个工作。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等种种原因,它变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你把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手段,它本身是学术的不幸,但是不可避免、无法改变,所以我们也不去批评他。

  但是我觉得一旦一个人有了这个条件,能够不再为谋生而学术的时候,他应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道路。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因为我要自己选择,因此我也不去申报各种奖项,基本上我也不按照他们规定的框框去发展,就是求得一个心灵的自由吧。

  每个人走的路是由自己来选择的。至少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下,已经有了选择自己道路的可能性。对于我这样一个退休的人,就更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了。

  记者:这个现象是不是和大学分科有关,就是说整个人文学科的设置,课程、评奖,都是按照这个方向来给的。

  易中天:对的。确实与这个有关系。但是还是与本人有关系,我也是被他们分到科的,被分到甲乙丙丁,开中药铺那个盒子里,但是你可以跳出来。而且中国的大学完全是按照工科、理科的方式进行改造、建设的。现在管理大学的官员全部是学理工科的人担任的。

  我有一个观点:国家领导人可以由学工科的来担任,各地方首长也由学工科的人来担任,很好。我并不反对。因为学工科的人有一条好处就是比较务实,讲究可操作性,这个是比人文知识分子好的地方。唯独文化部长、教育长是不能由他们来担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将用专文来进行研究。

  记者:能够把学术著作当当随笔写,很多人不具备这个功夫。你的叙述方式是怎样养成的?

  易中天:我觉得第一是态度,第二是功夫。另外,历史我还是正说,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细说。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写《闲话中国人》开始养成的。现在回过头看《闲话中国人》,还是一个过渡阶段,有过渡的痕迹,在表述上还是一种传统的学术论文和现在这种写法之间,里面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后慢慢写着写着就顺手了。

  我老早从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开始,就有那种想法,为什么学术著作非得按八股文的方式写呢。我的《艺术人类学》的写法同一般人写的那些讲义、教材已经是不一样了,已经有了那个风格,但是那时只是在文字的表述上力求优美,用美文来表述。到了《帝国的惆怅》的时候,连思维方式都变了。

  即使我用随笔的思路写作,我的文章是非常清楚的,逻辑性是很强的,一层一层皮这样剥下来,周泽雄有这样一个评论,说我是用推理小说的写法,每一个结论的给出都伴随一道利落的剑锋。推理小说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我喜欢读推理小说就是喜欢它的逻辑性,它是灵魂。而我们现在许多学者的著作逻辑性不强,板着面孔不等于逻辑;另外我写作的态度是严肃的,没有一点调侃和戏谑,是“严肃的态度,活泼的表述”。(张英)

(责任编辑: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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