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被原作者指责严重抄袭，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兴荣主动提出辞职。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今天向本报证实，已正式接受了胡的辞职请求。

　　“他不够坦诚，我才在网上公布”

　　12月14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张志安在网上发表了《学术打假：〈中国传媒业呼唤权威型经理人〉一文是否存在严重抄袭？》的文章，指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兴荣发表在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的文章《中国传媒业呼唤权威型经理人》一文“严重抄袭”了自己的《传媒职业经理人初探》一文。

　　文章中，张志安详细对比了两篇文章的异同。张志安说，《传媒职业经理人初探》一文，是自己和学友合作的论文，2002年发表于复旦大学研究生学术年会，此文简略版也于2002年12月发表于《新闻记者》杂志，并被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1月转载。

　　张志安说，一年前，自己无意中在网上发现了胡兴荣的《中国传媒业呼唤权威型经理人》一文，认真阅读后发现这篇文章有不少部分和自己的论文雷同，而且没有标出引文出处。

　　张志安出示了胡兴荣“抄袭”的证据：

　　胡文：“有学者曾经从人的角度来概括中国传媒十几年来经过的“三部曲”：上世纪90年代早期是出名记者的时期，90年代中期是出名编辑的时期，90年代末期至今是出经营者的时期。［1］这一说法形象地体现了中国传媒运作的侧重点———从内容采编到报道策划、再到经营管理的发展道路。……同时，随着传媒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快和国内外传媒竞争的日益加剧，现今的中国传媒业需要什么类型的媒体经理人？他必须具备怎样的技能？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十分必要，也非常迫切。”

　　张文：“有学者曾经从人的角度来概括中国传媒十几年来经过的“三部曲”：90年代早期是出名记者的时期，90年代中期是出名编辑的时期，90年代末期至今是出经营者的时期（支庭荣，2000，P84）。这个说法形象地体现了中国传媒运作的侧重点从内容采编到报道策划、再到管理经营的发展道路。时至今日，随着传媒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快和国内外传媒竞争的日益加剧，传媒经营管理型人才逐渐受到重视，探讨其现状、分析其特点、思索其发展，不仅非常必要，也非常迫切。”

　　张志安说：“对照我的原文，几乎没有修改就原样照搬。”

　　类似情况，张志安还列举了3处。张志安说：“胡兴荣不仅几乎照抄我的文章，而且，竟然连我做的访谈也抄袭到注释中去了！把我对两位朋友所做的访谈，变成胡兴荣教授所做的访谈，也实在太过分了吧？！”

　　张志安呼吁：“我们需要一个纯净的学术圈，也期待胡兴荣教授的公开答复。”

　　张志安说：“当时没有联系到胡兴荣，直到前一段时间看到《中国传媒报告》，才与胡取得联系。”

　　联系当天，胡兴荣就给张志安回复了邮件。胡兴荣承认，“这篇文章确实存在我的失误之处”，但他认为，“发表在《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二期的文章与网文相比，已有所改动。”

　　胡兴荣在邮件中说：

　　第一段文字，已发表在《中国传媒报告》的原文应为：“这一说法形象地体现了中国传媒运作的侧重点———从内容采编到报道策划、再到经营管理的发展道路。但当前的中国传媒业，适应传媒市场运作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短缺，供求之间存在突出矛盾，这对中国传媒产业今后的发展将是个相当严重的制约因素。”

　　在这一段文字里面，我所用的“这一说法形象地体现了中国传媒运作的侧重点———从内容采编到报道策划、再到经营管理的发展道路。”一句确实出自张志安先生的文章，但没有注明出处，这是我的失误，十分抱歉。

　　另外，第二段文字出错的原因是没有找到原始资料，以致引用了第二手资料，未在注释里注明出自原作者，这也是我的失误。

　　至于第三段文字则是我在处理注释的时候，只把张志安先生原来的注释变为文章的注释未做任何改动，虽出现了受访者的名字，但“作者访谈资料”的“作者”本来就是张志安先生，我没有加以处理便照搬而让读者误会文中的说法由我采访所得。这是其中最为严重的错误。因此，我十分理解张先生的心情，并且为我的不严谨和疏忽所导致的错误表示负责。

　　胡兴荣在邮件中说：“我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并没有抄袭的意图，但必须吸取教训并郑重在此向张志安先生致歉。”

　　张志安认为，自己不能接受胡兴荣使用的“失误”“不严谨和疏忽所导致的错误”等提法。“不敢相信，一位在台湾、香港和汕头都有求学、从教经历的学者，在几乎原封不动地搬用其他作者论文段落和访谈资料的时候，竟然‘失误’到连注释都不修改的程度！仅凭‘作者访谈资料’的严重错误，就能够说明问题了。”

　　张志安认为，更无法接受的是，胡老师在给我的第一封回信中对此事表现出明显的不重视态度，连我名字都懒得打一下，只草草回复了事。而且，迄今都没有主动要我的联系电话，跟我直接道个歉。“抄袭就是抄袭，何必遮掩呢？”

　　“他不够坦诚，我才在网上公布。”张志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