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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制度改革能否从高校开始

2012年06月13日10:11    来源:中国教育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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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称制度改革事关人才评价与资源分配,直接影响到学风的端正、腐败的遏制乃至事业的成败。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既需要在制度设计层面作出调整,还需要体制改革大环境的配合。

  ■陈宝泉

  近来,一系列有关大学职称评审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比如,某高校副教授公开表示自己不愿去玩“职称游戏”,拒评教授;某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一名评审专家在宾馆“开房收钱”。

  实际上,人们对于现行职称制度的诟病由来已久,而就高校而言,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改革也一直未停。但是该制度事关人才评价与资源分配,直接影响到学风的端正、腐败的遏制乃至事业的成败,因此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同时,改革也不是“去行政化”一剂良药就能奏效,需要在制度设计层面作出调整。

  职称与技术职务聘任原本不同,习惯上职称应该属于学衔,即表明一个人的职业素质等级,比如能力、水平、资历等,与权、责、利不完全挂钩。技术职务则不然。比如国外一些大学,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各有明确的职权、责任,待遇收入也明显不同。我国现行的职称类似于技术职务,与待遇有一定联系,但与职责却又没有紧密联系。在国外一些大学,当教授离职或解聘后,就不再是教授。而在国内,职称不但可以在调离之后带走,还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之间“换算”,比如教授等同于编审、等同于“教授级高工”等。

  据笔者了解,发达国家专业技术职务一是与权、责、利紧密结合,二是严格要求、稀疏配置。在许多欧美国家,大学通常一个系只有一至两位教授,而且是终身制。法国一些大学对教授的德才要求极高。博士发表论文必须经由导师过目,导师作为通讯作者署名,论文出了问题首先要由导师负责。

  有专家统计,发达国家大学里博士读5年毕业很正常,取得学位后继续以博士后的方式作研究,随后是竞争终身教职,经过十多年才得以竞聘教授。而在我国,读博士、评教授时间相对短得多。国外一些教授职务稀疏配置的大学,一个教授位置的竞聘者多达几十上百,而我国一个教授职务的竞聘者通常不过五六人。从这些数据看,我国对教授人选的要求与世界著名大学尚有很大距离。

  近年来,我国职称评定的方式正在逐渐改进,理念也在逐步更新。然而,有些陈规陋习的改正很慢,还须着力推动。比如各单位通常自行出台一些硬性指标,规定某一级职称必须在某几种媒体上发表文章。可大众媒体的职责是传递信息,只保证信息的真实而难保证作品水平高低。也就是说,在报刊上发文章连观点正误都难说,更遑论水平高低?

  职称制度是最基本的学术评价,职称制度设计不合理、评价方法不科学将直接导致学风不端乃至助推社会风气败坏。不公正的竞争导致人才遴选方面的“逆向淘汰”,从各层级高校大范围看,难以保证有理想、有追求、潜心治学的人才脱颖而出,也难以杜绝平庸甚至投机钻营者混迹其中。这对于大学的发展损伤尤重。一是长此以往,高水平团队与大师缺乏源头活水。二是高级职称设置过滥,无法实现高待遇,加上管理制度欠缺,教授难以全神贯注地投身于教学、科研。三是评价长期不科学,必然有损诚信、奉献的大学文化传承。

  职称制度改革的速度必须加快。这一改革能否从大学开始?答案是肯定的。近一时期若干所进入“国家985工程计划”的大学已先后在技术职务聘任方面作出了改革,教师队伍实行了退出机制。在此基础上,大学要用好自主权,切实负责地加快改革进度,逐步收紧教授职务的配置,提高要求,明晰职责,改善大学的文化环境,坚持下去十几年,就会收到效果,不必一缺人才就只能打着灯笼去海外找。

  职称制度的全面改革需要体制改革大环境的配合。造成职称制度混乱的深层原因之一是官员不自律,一些人掌控了资源就想“人有我有”。一些权力部门的局长、处长去大学做兼职教授的现象明显不利于大学发展,应该明令禁止。且不说其是否有真才实学,就是时间、精力上也不允许。因此,一方面要提倡官员自律,另一方面要从制度上遏制官员的欲望。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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