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學如何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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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國日漸雄厚的教育實力相比,我們在國際學術體系中仍然存在思想豐富而理論供給不足、規模大而話語影響力偏弱、引進較多而輸出較少等問題。”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近日主辦的中國教育學話語傳播體系構建推進會上,南京師范大學教授馮建軍這樣概括中國教育學的現狀。
清華大學教授石中英的判斷與此相近:“中國教育學科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越來越引起國際社會重視,但中國教育學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還不夠大,韌度也待提升。”
差距從哪裡來,學理立不立得住,成果怎樣傳出去?記者從多位教育學者的對話中尋找答案。
規模上去了,影響力亟待跟上
石中英描述了我國教育學話語傳播中曾長期存在的一種狀況:習慣於沿用西方理論范式、問題框架和學術邏輯。
華中師范大學人工智能學部副部長吳砥認為,當前人工智能與教育融合領域的標識性概念幾乎都由西方提出,例如TPACK(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翻轉課堂等。他提醒,這個方向各國“起跑線相近”,理論建構的窗口不會一直開著,中國學者應當懷著緊迫感著重發力。他舉了兩個例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用衛星遙感數據判斷全球南方國家的中小學布局﹔斯坦福大學構建了上萬個智能體,模擬一項教育政策實施后可能引起的反應。相比之下,國內這類研究還很少。
石中英認為,真正可傳播、可沉澱、可對話的教育學話語,必須是學理化、體系化、可論証的。他歸結為四種意識:“主體意識確立傳播立場,學理意識夯實傳播根基,對話意識暢通傳播渠道,世界意識拓寬傳播格局。眼下最常見的問題是:概念提法新,學理鏈接缺,論証支撐不足﹔本土概念用了多年,內涵邊界仍模糊,造成學界認知不一。”
西北師范大學教授鄧友超把這一層拆成三問:中國教育學的自主性何以可能﹔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何以具有進步意義﹔何以以特殊性求普遍性。第一問,他從知識的生成方式講起:一切知識都根植於特定的文化情境,所謂普遍性知識,往往是成功擴展了自己實踐網絡的地方性知識。第二問,他給出判斷:“知識可以被普遍享有,但不意味著可以普遍適用。所謂進步,不在於給出唯一正確的答案,而在於解釋力可比、可檢驗。”第三問,他認為:“不是消除差異,而是在差異之間建立可翻譯、可比較、可檢驗的聯系。”
馮建軍把“掌握學術議程主導權”視為關鍵抓手:建立本土教育命題與全球教育命題的轉化機制,培育兼具本土功底和國際視野的復合型人才。更基礎的一步是提煉標識性概念,搭建起層級清楚的范疇體系。
圍繞中國實踐,推動全球對話
“對一篇發表的文章而言,被大眾看到、使用才是最關鍵的一環。”《華東師大教育評論(英文)》執行副主編張淼說,發表不是學術研究的終點,而是學術傳播的起點。她把英文期刊能做的事拆成四個字:破、立、倡、行,即打破刻板印象,提供用得上的思想支架,推動全球對話,主動出海。
張淼舉了兩類實踐為例:一類是國內重大教育政策的英文首發﹔一類是借議題設置把本土實踐融入全球共同關切,比如職業教育、氣候變化教育。她建議,把重大政策的英文述評首發納入自主知識體系、話語傳播體系建設的常規安排﹔把成果被國際組織和政府文件採用作為學術期刊評價維度﹔比照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設立中國教育知識國際傳播專項。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蔣凱把傳播體系視為“知識體系走向學術公共空間的重要橋梁”,並列出了五個重點:寫什麼,發在哪裡,誰來講,以何種語言講,在何種平台講。“中國教育界要從主要知識消費者走向知識生產者、議程設置者。”他建議,一邊圍繞中國實踐鍛造核心概念和命題群,一邊辦好外文期刊、主辦國際會議,做到“錯位發展,辦出特色,避免重復建設”。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張民選主張分眾、分語傳播:“對研究者給實証,對決策者給文件與評估依據,對校長教師出手冊。英國對我國數學教育的借鑒就是一例:一批英國教師連續多年到上海學習,回國后改進教學方法,英國數學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的位次從2012年的第16位升至今年的第10位。”
會上,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李永智分享了一件小事。一位俄羅斯教育官員到國內一所小學參觀,看到校園裡建有供學生使用的廚房和木工房,便問校長為什麼。校長從對學生的情感教育、生活能力及綜合能力的培育講起。這位官員回國后用5年時間,把俄羅斯公立中小學的勞動教室建了起來。
“一所小學改變了俄羅斯基礎教育的局部布局。”李永智說,這樣的案例值得挖掘,也值得講出去。(記者 晉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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