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十五五”規劃》，指出要加強文化遺產領域科技創新。10月26日，在北京聯合大學主辦的數智賦能文化遺產學術研討會上，多位專家指出，數智賦能是大勢所趨，但也要警惕“技術炫技”，堅守文化遺產的原真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巍表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具有深厚底蘊，本身為數智化提供了廣闊空間。面對這樣豐厚的遺產，需要用技術完成一次關鍵的“翻譯”，從讓觀眾“看到”到讓觀眾“看懂”。王巍說，學術語言是嚴謹的，而公眾感知是感性的、生活化的。數智技術的中介作用，就是把學術研究的成果，翻譯成可觸摸、可互動的體驗，讓觀眾理解古人的智慧。

“十四五”期間，全國博物館數量由5788家增長到了7188家，累計接待觀眾超過62億人次，舉辦展覽22.4萬個，開展教育活動225.1萬場次，參觀博物館已經成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數智賦能還帶來了新的變化。當AI能夠根據觀眾的年齡、語言、知識背景生成不同的敘事入口時，它實際上在降低人與文化遺產建立關系的門檻。一個孩子和一位歷史學教授面對同一個遺址、同一件文物，感受可能不同，但都應該有所觸動。“技術的溫度，恰恰體現在這種個性化意義的供給上。”王巍說。

但王巍也特別提醒，要避免用技術生成看似合理卻缺乏實証的“偽細節”，故事講得再生動，前提也應該是真實。“技術負責打開可能性，學者負責守住真實性，公眾負責賦予時代性，三者缺一不可。”王巍強調，要警惕“技術炫技”，數智賦能並非只是把遺址和文物變成游戲場景。一旦技術敘事替代了歷史敘事，一旦虛擬的“好看”壓倒了真實的“准確”，就是在制造一種精致的文化誤讀。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黨安榮在數字孿生與城鄉規劃領域深耕多年。他表示，做數字化首先要從需求出發，從保護傳承角度來看什麼樣的技術能夠匹配需求，再探索多種技術方法的集成運用。技術應用的最終目的是賦能，用技術幫助挖掘遺產價值，對遺產狀態進行診斷，以及更好地進行遺產內容和價值的傳播。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徐怡濤發現，目前技術賦能多用在文化遺產的展示端，對文化遺產內容和價值的挖掘深度還不夠。一般情況下，考古人員做前期工作，技術公司負責數字化。徐怡濤從自身經驗出發給出建議，學術研究團隊和技術團隊不能各自為戰，大家必須協同工作。這種模式可能會導致數字化過程多費一些時間，多花一些成本，但專業洞察才能增加技術賦能遺產的深度。“比如遺址的虛擬復原，必須以扎實的研究為基礎，追求歷史真實感，才能服務於學術研究與公眾教育。”徐怡濤提醒。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長張中華坦言，自己以前的工作就是“挖呀挖呀挖”，但現在，他也能深刻感到技術已經深入文化遺產的方方面面。張中華總結，在數智賦能文化遺產的路上，還有多重難題待解：數據大多分散在各個考古文博機構手中，缺乏順暢共享機制﹔既懂考古又懂技術的復合型人才還比較稀缺﹔技術和文化遺產融合的深度尚顯不足，AI等技術尚未真正融入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核心流程。

張中華在會上分享道，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正在全力建設“中華文明科技考古資源標准庫”，解決當前科技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數據存在的“小規模、分散化、非標准化”問題，為人工智能在考古領域的深度應用提供高質量數據基礎。

當天，北京聯合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宣告成立，橫向打通人文、理工、管理、法學四大學科門類，加強文化遺產保護教育科技人才支撐。（記者 張蓋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