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學精神及其當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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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欄的話
我們學習古典的目的是什麼?《左傳》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謂“三不朽”。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馮友蘭概括為“橫渠四句”。近代以來,古典文學研究逐漸走向規范化、現代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模式化、平庸化。而當代的科技進步,特別是人工智能領域的不斷突破,在帶來一定便利的同時也對文學創作與研究造成了一定沖擊,“文科無用論”等片面論調在網絡上沉渣泛起,甚至少數研究者也因為學術不直接產生經濟效益而認為其沒有價值。為了擺正對古典文學研究乃至文科研究的態度,在數智時代等多重背景下重新認識和理解古典文學及其精神,我們特辟《古典文學的當代價值》欄目,從中式審美、中華文化精神、人格培養、心理健康、價值觀培育及與當代生活結合等多角度來呈現古典文學的特質與魅力。
回顧中國文學的歷史發展,當我們談到“古典文學”這一概念,實際上就意味著談到了“古代文學”的精華所在。一般說來,“古代文學”是指千百年來中國文學發展演變的全部過程,包括了各個時代的各種文體、趨向、風格、流派、作家、作品等。而“古典文學”則是特指古代文學中帶有經典性、標志性的核心內容,包括經典作家、經典作品,已經卓然矗立、影響深遠的風格、流派等。從跨越千百年的歷史過程來看,最具生命力而影響至今的,一定是那些浸潤人心、膾炙人口、深刻展現歷史風貌和民族精神的文學內容。因此,“古典文學”這一概念,不僅指向歷史上各種具體文學現象,更直接指向古代文學經典在后世綿延不絕的廣泛影響,特別是對當代人精神生活的深刻啟迪。事實上,這也是直接關系到當代思想文化發展、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問題。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凝聚成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首要原因,就在於其心靈深處所具有的牢不可破的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關於古典文學精神及其當代意義,固然涉及范圍至廣,而從本質上看,恰是關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根本內涵,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所在。
第一,對於國家民族的牢固歸屬。在人類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國家是社會組織的高級形態。熱愛自己的祖國和民族,既是最高尚的道德觀念,也是民族生存、國家發展的必然要求。愛國精神,歷來就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重要主題。黃帝、炎帝相互融合的傳說,以神話的藝術形態,表明中華民族擁有共同的源頭。黃帝擒蚩尤的傳說,則生動呈現了民族融合的必然性和正義性。《詩經》中周公東征的一些詩篇,歌唱了維護天下一統的艱苦戰爭和將士們義無反顧的奮勇精神。即使在那樣險惡環境下,他們也能吟出“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警句(《詩·小雅·採薇》),既是回首往事的悲辛,也是凱旋的欣慰。從《詩·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到楚辭《九歌·國殤》“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從楊炯《從軍行》“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到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無不閃耀著激越的愛國精神光芒。即將離開人世的宋代陸游,想到的不是個人生死,而是國家的統一強盛:“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示兒》)。因為正義的抗英事業無辜遭貶的清代林則徐,想到的不是一己之得失,而是國家的根本利益:“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赴戍登程口佔示家人》)。民族英雄文天祥即使身陷囹圄,仍未改初志,並從容就死,因為他堅信:“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
千百年來的歷史興衰,特別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所經歷的重重磨難,已經深刻地昭示,個人命運是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國家衰落、民族危亡之際,每個社會成員都無法幸免於難。隻有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崛起,作為個體才有更多機會發揮才智,實現自我。隻有持久賡續古典文學和傳統文化中深沉熾烈的家國情懷,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個體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才能得到完美體現。
第二,對於父母家族的深厚眷戀。基於農業文明基礎之上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孝為一切倫理綱常的核心。許慎《說文解字》雲:“孝,善事父母也。”《左傳·文公二年》雲:“孝,禮之始也。”《詩·大雅》中《文王有聲》《卷阿》《既醉》等篇章,均表達了周代貴族階級對孝的觀念的堅守,通過祭祀來表達對祖先的無比崇敬。由此可見,“孝”乃是周代貴族精神生活的基本內容,也是其社會思想的重要支柱。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對父母的孝的觀念,也深刻影響著廣大社會成員。《詩·魏風·陟岵》表現得最為生動:“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下兩章分述母、兄,而句式相同。明末賀貽孫《詩筏》雲:“四句中有憐愛語,有叮嚀語,有慰望語。低徊宛轉,似隻代父母作思子詩而已,絕不說思父母,較他人作思父思母語,更為淒涼。”這是一首遠役之人牽念父母兄弟的傷懷之作,語意婉轉,情深意切。后世文學作品中,感念父母者,如孟郊《游子吟》、歐陽修《瀧岡阡表》﹔懷念兄弟者,如白居易《得行簡書,聞欲下峽,先以此寄》、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悼念妻子者,如元稹《悼亡詩》、蘇軾《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祭祀姊妹者,如陶淵明《祭程氏妹文》、袁枚《祭妹文》,這些經典作品,林林總總,無不生動反映了古代家庭倫理生活中的重要情感,蘊含感人至深的力量。
中國古代以孝為核心觀念的家族生活,是久遠而豐富的﹔其所獲取的文學表現,也是多姿多彩的。在工業文明已取代農業文明的主體地位、家族群居生活讓渡於個體自由遷徙的時代條件下,家庭成員之間的空間距離可能會增加,但父母兒女之間、兄弟姊妹之間的骨肉之情,卻不應因此而有所疏離。傳承古典文學中所頌揚的孝悌之情,孝敬父母長輩,敦睦兄弟姊妹,眷戀夫妻子女,繁衍后世子孫,不僅是引導現代社會成員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也將使人們的家庭關系更加密切,情感世界更加豐富,以更飽滿的精神狀態迎接時代生活的考驗。這正是古典文學的現代審美之效。
第三,對於朋友同道的真摯關愛。在周代宗法社會歷史背景下,貴族階級高度重視朋友之誼、賓客之道,並納入禮樂制度的重要內容。這在當時的詩歌作品中就有大量反映。如《詩·小雅·鹿鳴》雲:“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從詩中可見,朋友之誼通過嚴謹的儀式得以烘托出來。再如《詩·小雅·南有嘉魚》,也同樣是敘寫賓客宴享之樂。朋友之誼,以義相交,即如孔子所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裡仁》)歷代人們都是以此為信條,孜孜踐行。文人士大夫在社會交往中,創作了大量酬唱詩、送別詩、懷遠詩等,情意婉轉,藝術精湛,成為古典文學的一道亮麗景觀。僅以中唐大詩人白居易為例,他早年與元稹相互酬唱者,據其《祭元微之文》自述:“死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現存約四百首)晚年與劉禹錫相互酬唱者,約一百四十首。兩者相加,已逾千數。而盛唐時代李白和杜甫的交游之作,更是詩歌史上的經典,膾炙人口,傳誦不衰。至於敘事文學方面,早期如趙氏孤兒、伯牙摔琴、季札挂劍等傳說,即已感人至深﹔后期演化到長篇小說中“桃園三結義”(《三國演義》)、梁山好漢大聚義(《水滸傳》)等,更將民間廣泛認同的朋友之誼,提升到社會正義的高度和小說藝術的巔峰。中華民族重友誼、講信義的傳統文化,由此得到栩栩如生的審美呈現。
時移世易,人們的倫理情感當然會隨之發生相應變化,但人與人之間真摯的友誼永遠不會消失。現代社會中,由於物質條件的極大改善,每個人的相對獨立性顯著增加,處事方式更為靈活自由。盡管如此,朋友之誼作為社會關系的重要支撐,其意義會越來越重要。溝通信息、交流感情、擴充知識、增長見聞、相互支持、共同發展,所有這些,往往靠朋友之誼來承擔。這既是人的天然稟賦,也是人的社會需求。古典文學關於朋友之誼的描述和歌詠,在審美啟迪的同時,可以給今天的人們帶來極大借鑒。與此同時,恪守社會倫理規則,朋友之間以義相交,也是傳統文化所倡導的美德,是古典文學所標立的楷模,可以給當代朋友之誼提供積極的價值引領和道德示范。
第四,對於自我人格的堅定守持。堅定的人格追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鮮明特色。《論語·泰伯》載曾子轉述孔門思想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這是對人格品質的本質闡發。豐富多彩的古典文學中,充分體現了這種堅持自我完善、實現高潔人格的精神追求。屈原《離騷》雲:“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不管外在環境多麼險峻,為了堅守高潔的人格情操,即使失去生命,他也在所不惜。其他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傳說,黔婁、嚴光安貧樂道的事跡,陶淵明“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裡小人”(《晉書·陶潛傳》)的傲岸,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留別》)的激昂,以至於關漢卿《南呂·一枝花》所自稱“響珰珰一粒銅豌豆”,都表現了堅持節操、不同流俗的人格追求。
生命的意義在於本真,在於堅守人格理想的自我實現。社會快速發展、物質不斷豐裕的時代條件下,既要在外部競爭中積極進取、不斷開拓,又要砥礪自我人格、堅守道德底線﹔既要勝不驕敗不餒,又要抵御各種可能的干擾誘惑,這就需要強大的內心定力和堅定的人格修養。古典文學所弘揚的執著進取、矢志不移、安貧樂道、鄙棄流俗的人格追求,在當代亦可引導人們堅持理想、積極向善,以其千百年來持續發揮作用的強大歷史動力,構成當代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價值源泉。
第五,對於宇宙自然的親近交融。人類既屬於自然的一部分,又通過社會實踐而超越自然,從而實現其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這種改造自然的豪邁氣概和宏偉實踐,通過古典文學中瑰麗多姿的神話故事,得到生動傳神的表現。如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等故事,以神奇的情節,敘寫了上古時代改天換地、造福人類的英雄傳奇。至於大禹治水的傳說,更把戰勝自然災害的豪邁情懷表現到了極致,並由此烘托出無私無畏、為民造福的鮮明英雄形象。如《韓非子·五蠹》所載:“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他手執公權,竭力為民,三過家門而不入,一心率領民眾抗擊洪水,化堵為疏,終於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受到歷代廣大人民的愛戴。后世小說藝術的發展,受惠於上古神話的影響,開拓出更富於瑰麗想象的奇幻情節。如《西游記》中天兵天將的千裡眼、順風耳,孫悟空“七十二般變化”“一筋斗去十萬八千裡”﹔《封神演義》哪吒“剔骨還肉”“蓮花化身”,都是基於豐富社會實踐而進行奇幻想象的結果,其實質是跨越時空的理想願望的審美升華。與此同時,基於天人合一的哲理基礎,在歌詠自然、模山范水之際,古典文學主要採取了人與自然親近融合的態度。這在歷代大量山水詩、田園詩的寫作中,得到生動細膩的藝術表現。從魏晉以降陶淵明歸隱故裡的田園詩和謝靈運豪游林野的山水詩,到盛唐時代王維與孟浩然的山水詩,無不在詩歌創作中通過情景交融,實現心靈與自然的匯合統一,即如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所謂“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從而成為最具民族文化特征的抒情傳統,融入歷代詩人的創作實踐。
既要改造自然,又要融入自然,這永遠是人類面臨的辯証性挑戰。關於改造自然,古典文學提供了以大禹等英雄形象為代表的楷模﹔關於融入自然,古典文學又提供了以陶淵明等詩人為代表的典范。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特別是人工智能的出現,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但愈是科技水平不斷提高,改造自然的過程就愈是需要內在的價值引領,首要是明確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即為了全體人類的解放和福祉。要達成這一目標,就要准確把握改造自然和融入自然的辯証關系,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尊重和親近自然,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在這方面,古典文學恰好以其山水田園詩的藝術魅力,以其各體作品所蘊含的豐富人文底蘊和審美趨向,為當代社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資源。
綜上所述,經典性和標志性的古典文學精神,既屬於工具理性,更屬於價值理性,其現實意義無疑是極為重要的。當歷史車輪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到當代,在科技迅速發展、人工智能日益影響人們生活的背景下,悠久的傳統文化必將日益彰顯其價值引領作用﹔而那些輕視人文學科的認識誤區,也將在有力的事實面前得到澄清。豐富多彩的古典文學精神在當代社會中的價值和意義,將在引領人們現實生活和內心境界的過程中更加凸顯,進而不斷閃耀璀璨的光芒。(作者:郭杰,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常務副校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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