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星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

說起長征，人們眼前總會浮現紅軍在雪山草地間艱難跋涉的畫面。其實，科研也像一場長征。中國古生物學的發展，就是一代代學者接續奮斗、一步步走出來的。

從發現被譽為中國科學界“第一枚世界金牌”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到澄江動物群與寒武紀大爆發研究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從揭示地球歷史生物多樣性規律和生物大滅絕事件機制，到發現帶羽毛的恐龍化石……這些成果背后，是幾代古生物學者的努力。

今天，古生物學已然成為我國基礎科學領域最具國際影響力的學科之一。我有幸參與了這一偉大事業。回顧過去30多年的探索歷程，我感到自豪與驕傲。新一代古生物學家展現出的不畏艱難、團結攻關、求真務實、勇於創新的精神，就是新一代的長征精神。

古生物學的基礎科學數據來自野外。古生物學家需要去野外採集化石和其他地質資料，野外工作也就成為了古生物學研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老一代古生物學者的影響下，我從學生時期就開始參加野外工作，並在學術生涯的早期開始組織野外科考，非常幸運和同事一起見証了許多化石的發現，一起推動了地球生命歷史上一段精彩時期的科學復原。

從2000年開始，我在新疆和內蒙古的戈壁、沙漠地區組織野外科考。在戈壁沙漠地區尋找化石，要闖過大自然設下的重重難關：持續的高溫和干旱，常讓野外隊員體力透支﹔突發的沙塵暴和降雨往往帶來意想不到的困難﹔毒蚊虫和野狼更是時時存在的威脅。

野外交通也常常狀況百出：汽車陷入沙土和淤泥是家常便飯，剎車管、方向盤被顛斷也時有發生，戈壁路況還曾引發翻車事故。

除此之外，精神壓力和心理障礙同樣需要克服：辛勤付出卻收獲寥寥，隊員難免情緒低落﹔長時間身處無人區，還可能誘發心理問題，甚至出現異常行為。

盡管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我們還是通過相互鼓勵、相互幫助，克服了種種困難，圓滿完成了科考任務，找到了許多恐龍和其他動物的化石，為揭示中生代地球生命歷史提供了重要實物証據。

這些經歷讓我愈發體會到，野外科考不僅需要勇氣和毅力，更離不開一代代古生物學家薪火相傳的艱苦奮斗精神。

我第一次從老一代科學家身上學習到這種精神是在蒙古國南戈壁。那次科考由我國著名恐龍古生物學家董枝明組織。科考隊伍中既有年輕的學生，也有像我的研究生導師趙喜進這樣的老一代科學家。當時條件有限，戈壁地區需要節約用水，我們常常不洗臉、不刷牙。趙老師年過七旬，也和我們一起白天頭頂烈日，徒步於溝壑之間，尋找化石，晚上夜宿小帳篷。他的襪子被汗水浸透，再沾滿沙土，可以像靴子一樣“站立”在帳篷旁，成為野外一道獨特的“風景”。

多年后，我再次從老一代科學家身上感受到了這種精神。2023年4月，我們課題組去廣東南雄開展野外工作，希望能助力白堊紀末恐龍大滅絕研究。已經步入鮐背之年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教授趙資奎也參加了這次野外工作。看著這位90歲的前輩學者在南雄野外的山坡上攀爬、在溝壑裡行走，我非常感動。也許這次野外工作並不能解開我們心中的疑惑，但一同跋山涉水的年輕學者和剛踏入這個領域的青年學生一定會從中受益。這種精神上的“傳幫帶”，正是我們科研事業薪火相傳、經久不衰的法寶。

科研長征，一棒接一棒。我們這一代人既要把接力棒妥妥接過來，也要穩穩傳下去。希望更多青年古生物學家走向戈壁、沙漠、高原和山野，把論文寫在大地上，把化石裡的中國故事講給世界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