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紅軍以雙腳踏出的勝利遠征，也是一部在血與火中書寫、於磨難中淬煉的鑄魂育人史詩。征途上沒有固定教室，沒有成套教材，更沒有安穩課桌——皚皚雪山、茫茫草地間，薄薄識字卡片是隨身攜帶的珍貴“課本”﹔槍林彈雨的戰場、行軍休整的片刻，鏗鏘的革命歌謠便是鮮活教材。隊伍行進到哪裡，革命火種就播撒到哪裡﹔道路延伸向何方，育人根脈就綿延向何方。

九十載歲月流轉，硝煙早已遠去，而精神火種代代相傳。建設教育強國，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新長征。回望長征路上不曾熄滅的教育火種，就是要從厚重黨史中汲取信仰偉力，推動紅色基因融入青春血脈，以堅定理想信念護航青年成長，讓偉大長征精神在育人征程上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在貴州遵義婁山關腳下，有一所始建於1929年的小學，最初叫“育英小學”。

2008年，它成為全國第一所以紅軍命名的小學。學校一至六年級的少先隊中隊分別叫婁山關中隊、金沙江中隊、大渡河中隊、雪山中隊、草地中隊和陝北中隊，對應長征路上的六個關鍵節點。

“作為全國第一所紅軍小學，一個重要的歷史使命，就是弘揚好偉大長征精神，傳承好紅色基因。”學校德育副校長辛福羽說。

回溯九十二年前，長征出發時，許多紅軍戰士出身貧苦，參軍前不識字或識字很少。但這場遠征走完，他們中的許多人學會了讀書寫字，提高了思想覺悟和文化素養。

長征，是一條行軍之路，也是一條育人之路。在這場偉大遠征中，教育的火種從未熄滅。

“看后背”，認下第一個字

遵義會議紀念館的展櫃裡，躺著一本封面有些斑駁的小冊子。長14.3厘米，寬11厘米，厚0.2厘米——剛好能塞進軍裝口袋。封面上半部印“紅軍識字課本第一冊”和“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字樣，下半部繪一名坐在地上讀書的紅軍戰士漫畫形象，右下角印有“1934.3 定價壹角 紅軍印”字樣。

“該讀本是蘇區印發給普通戰士的，隨部隊一路長征到達貴州。”遵義會議紀念館文物保護部工作人員李琴說，“它將政治理念和紅軍典章融入識字課本，使戰士在學習文化的同時接受革命教育。”

長征路上，紅軍把課堂“搬”進了行軍隊列。1935年2月，中央紅軍從雲南扎西向貴州遵義轉戰。山路窄，將士們只能排成一列縱隊前進。行軍時，后面的戰士看得最多的就是前面人的后背。“紅軍便用舊布塊、木塊制成識字牌，背在背包上。行軍途中，后面的人看前面人的后背識字，前面的字熟悉以后，再換上新字。”遵義市黨史學會副會長、遵義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張煉介紹。

識字牌上的字，跟著行軍內容走。部隊要渡河，就換成“渡河”﹔戰士站崗，就寫“站好崗”﹔四渡赤水時寫的是“渡”“赤水”“運動戰”。張煉說，這個辦法“顯著提高了紅軍戰士的文化水平，又減輕了行軍途中的疲憊”。

紅軍戰士夏精才曾回憶：“長征就是我的大學。我不僅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學會了打仗，還學會了識字。”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裡記述：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士兵是有文化的——這就是說，他們能夠寫簡單的信件、文章、標語、傳單……紅軍士兵從入伍的第一天起，就開始學習專門為他們編寫的紅色課本。一個64歲的紅軍戰士，從貼身的臟布包裡掏出一個舊筆記本告訴斯諾：“我已經認識了二百多個字，紅軍每天教我認四個﹔我在山西活了64年，可沒有人教我寫自己的名字。”

邊行軍、邊作戰、邊教學

在血與火的征途之中，有一所學校，跟隨中央紅軍的步伐，跨五嶺、越湘江、翻雪山、過草地，一邊行軍作戰，一邊堅持教學育人。這就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前身——中國工農紅軍通信學校，代號“紅星”第三大隊。

“半部電台起家，長征路上辦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季慶陽介紹，“敵人圍追堵截，天上敵機轟炸，地上險山惡水。師生們背負電台、蓄電池、教材教具，跟隨大部隊晝夜行軍。行軍途中即課堂，戰場即考場，戰斗即實習，師生們硬是走出了一條邊行軍、邊作戰、邊教學、邊保障通信的特殊辦學道路。行軍至老山界時，部隊短暫休整准備翻越高山。通信學校學員抓住行軍間隙，借著微光，拿著蜂鳴器，在泥土地上書寫阿拉伯數字，練習收發報技術。”

1934年長征前夕，中央紅軍把蘇區紅軍學校合編，採取隨軍辦學的形式，學校隱名為“干部團”。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劉齊介紹：“干部團不僅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還見縫插針地上課。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后，決定紅一方面軍干部團和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合組成新的‘紅軍大學’，在毛兒蓋的卡英村招生開學。這些學校因陋就簡，隨地授課，開設的政治、軍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課程，也主要是圍繞戰爭實際展開的，缺什麼就學什麼、少什麼就補什麼。”

隨軍長征的，還有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等。1936年10月，紅軍完成歷史性大會師后，各路紅軍所屬的院校也實現大會合。這些院校后來幾經整合，演變成抗日紅軍大學，以及后來的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中國醫科大學等。

劉齊認為：“這些學校不僅促進了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相結合，改變了舊中國教育的性質，還創造了與當時國統區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教育體系，即由紅軍教育、干部教育、社會教育和普通教育組成的新型教育體系，培養了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它們為日后邊區及解放區教育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承前啟后的歷史性貢獻。”

一次人文精神的遠征

“據不完全統計，長征沿途保存下來的標語至今還有7000多條！”作為中國人民大學延河講師團副團長，公共管理學院2024級博士生沈明輝查資料准備宣講稿時對這個數字印象極深。

“長征途中，紅軍總政治部專門要求：各部隊動員自己部隊中凡能寫字的，用木炭，用毛筆，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門板上遍寫材料，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寫一條。從連隊到軍團的干部以身作則帶頭動手寫，寫滿整個宿營地。”沈明輝介紹，“紅軍還專門成立了粉筆隊、鏨字隊，無論行軍到多晚，都要在宿營地留下標語。”

在“重走長征路”的實地探索中，沈明輝切身感受到：“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很多群眾沒有機會接受系統的文化教育，但他們可以通過牆壁上的文字，通過紅軍戰士對標語的解釋，通過紅軍帶來的歌曲、歌謠、漫畫、話劇等形式，通過紅軍戰士真實的行動、作風，逐漸了解革命主張，認識自己的處境，思考自己與國家、民族命運之間的聯系。”

“在不同的革命階段，雖然具體的文化教育方針政策不一樣，但總的精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植根人民、造福人民，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可以說，長征既是一場挽救黨和紅軍的偉大戰略轉移，也是一次人文精神的遠征！”劉齊表示。

如今，再次翻閱自己一條條收集的那些標語，沈明輝依然心潮澎湃：“當年的紅軍用木炭、毛筆在牆壁上寫下標語﹔今天的我們，也在嘗試用青年語言和新的傳播方式，去講述中國故事、傳播時代精神，把這燃燒了90多年的教育火種繼續傳遞下去！”（記者 楊颯 陳冠合 張亞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