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到大的課本裡，有很多關於長征的內容。在語文課本裡，我讀“紅軍不怕遠征難”，讀老班長省給傷員的魚湯，讀寒夜翻山越嶺時那一星火光﹔在歷史課本裡，我讀湘江血戰，讀遵義轉折，讀四渡赤水﹔在思政課本裡，我讀理想信念，讀人民立場，讀“長征永遠在路上”……課本一頁頁翻過，長征在我心裡的輪廓漸漸明晰：山很高，水很急，敵人很多，路很難。那時我以為，偉大長征精神就是“不怕”——不怕死，不怕苦，不怕難。可這份“不怕”到底是靠什麼支撐的，那時的我，並不真正明白。

真正讓我重新打量這份“不怕”的，是大學課堂上的一次追問。

講“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時，老師沒有先展開史料，而是在黑板上寫下《憶秦娥·婁山關》裡的兩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他問：這首詞所說的難，難在哪裡？

有同學答，難在婁山關險﹔也有同學說，難在敵軍前堵后追。老師點頭贊許，又繼續把思考引向深處：雄關再險，總有跨越的可能﹔追兵再多，也總有窮盡時。難的是“從頭”——隊伍已經付出慘重代價，能不能把方向校正過來，再一步一步走向前。

這句話不長，我卻記了很久。順著這個追問再讀課本，許多熟悉的片段有了新的意義：湘江血戰，不只是慘烈，更是錯誤指揮結出的苦果﹔遵義會議，不只是“轉折”二字，而是革命在危急關頭分清是非，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四渡赤水，不只是用兵如神，而是甩掉教條、回到戰地實際之后，在絕境裡重新爭得主動……原來長征最動人的地方，不是一直走對，而是走過彎路、付出犧牲之后浴火重生，走出了一條通往勝利的革命道路。

帶著這層體悟再回看長征，眼前浮起的，是故鄉的山河。我在貴州出生、長大，中央紅軍長征在貴州經歷的時間最長，這片土地也見証了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我借假期返鄉之機，沿紅軍長征在貴州的足跡實地尋訪，在歷史現場中求証“從頭越”的分量。

遵義會議會址是一棟並不起眼的二層小樓，會議室27平方米、作戰室56平方米，牆上的雲貴川地圖插著紅色和藍色的小旗子。屋子雖狹小，路線是非卻在此處分清。“從頭越”，就是從認清走不通的地方開始的。婁山關戰役，紅十三團正面牽制、側翼迂回，攻佔關口，再奪遵義城。這一戰証明，“從頭越”不只是詞句裡的氣魄，更是轉折之后靠硬仗把主動一寸一寸奪回來的浴血奮戰。赤水河邊，船少水急，群眾與紅軍扎木排擺渡……路，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蹚出來的。

歷史裡的“從頭越”，是在困局中校正方向、在重圍裡闖出生路﹔新時代貴州山鄉的“從頭越”，則是在一度貧困的日子裡找出路。

在烏江邊的化屋村，我看到了盤山公路進村、新居成片，看到了幫扶接續發力、群眾苦干實干。在村民趙玉學家，女主人楊鵬英拿出一組“昔日麻窩寨，今朝安居園”的對比照片：從前住在懸崖邊，房子靠架子撐著，一家人擠在狹小破屋裡，進出都難﹔后來居住條件逐步改善，終於搬進水、電、路齊備的新居，吃得飽了，也住得暖了。變的是山鄉面貌，不變的是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

長征教給我們的，不只是記住苦難，更是在受挫之后，仍能把方向擺正、把步子邁出去。作為一名在讀博士生，我的長征路就在腳下：在書頁裡求真，問題沒弄清就不輕下結論﹔到村寨裡問需，把群眾的難處當作研究的起點﹔在筆尖下回應，讓論文針對真問題而寫。把每一次受挫都當作校正方向的機會，把每一步都走實走穩，這就是我的“從頭越”。

（作者：吳茵墨，系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