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技發展史反復印証著一個道理：許多新技術的突破，歸根結底都依賴材料的新發展。復合材料由兩種或多種材料組合而成，能取長補短，在性能和功能上實現躍升，既滿足航空航天等尖端領域的嚴苛要求，也能廣泛應用於能源、船舶、海洋、交通與土建等行業。我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和這種材料打交道了。

常有學生問我：為什麼偏偏選擇復合材料？說起來，無論是當初攻讀結構力學專業，還是后來轉向復合材料研究，最根本的動因隻有一個——國家需要。這也是我做學問以來一直恪守的原則。

1938年我出生在大連，那時東北正處在偽滿洲國統治之下。日本人橫行霸道，學校強迫中國小孩兒學日語，直到日本投降。母親對我說的一句話，至今刻在我心裡：“現在，咱們有自己的國家了！”上學后，心裡便埋下兩個念頭：一是為國家強大作出自己的貢獻，二是我要發奮讀書、多學知識。

中學時，我讀了許多介紹錢學森先生的文章，知道他毅然放棄國外優厚條件回到祖國，為航天和國防事業立下赫赫功勛。1959年高考填報志願，我偶然看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招生簡章，近代力學系主任正是錢學森先生。那一刻，我毫不猶豫地修改了原來的志願，報考了中科大近代力學系。

進了學校，才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大師雲集”。錢學森、華羅庚、錢三強、嚴濟慈……一批頂尖科學家親自給我們授課、開設科技講座。錢先生公務繁忙、科研任務極重，卻仍為本科生開設“星際航行概論”等課程。他講課時，對每一個數據、每一個細節都極為較真，多次告誡我們：“對待科學必須嚴格、嚴肅和嚴謹，同時還要堅持辯証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

大學5年，我隻回過一次家，課余時間幾乎泡在圖書館和自習室。那段埋頭苦讀的歲月，不僅讓我收獲了知識，更讓我學會了如何獲取知識、如何理解科學精神。我逐漸意識到，科學上還有太多未知的問題等待解答，暗暗下決心，要為之奉獻一生。

畢業后，我來到哈爾濱工業大學任教。改革開放后，作為新中國第一批外派訪問學者，我有幸赴海外學習。“中國人應該有志氣，不能什麼都依賴外國。”身在異國，我激勵自己，一定要學有所成，報效祖國。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導師的實驗室裡見到一種“黑不溜秋”的材料——碳纖維復合材料。導師說，它的性能和鋁合金差不多，但輕得多。我腦海裡立刻浮現出錢先生講過的話：“對航天器來說，每減少1克重量都是貢獻。”我想，要是我們的航天器能用上這種材料，結構重量就能降下來，有效載荷就能提上去。那一刻，我決定把研究方向擴展到復合材料領域。

1982年，我謝絕了導師的挽留和高薪聘請，毅然回國。理由很簡單：國家在困難的時候把我們派出去，我就要為國家出力。回到祖國，我要建立自己的團隊，培養一批屬於中國的復合材料研究人才。

彼時，我國航天事業正面臨材料更新換代的迫切需求，但國內對復合材料性能應用的認知還很有限。實驗室設在教學樓的地下室，老師和學生擠在走廊隔出的一間辦公室裡，拿著學校撥給的5000元科研經費，我領著幾個人艱難起步。

有好心人勸我：“這條路太難，不如換個容易出成果的方向。”但我和團隊的決心從未動搖。我鼓勵大家：“我們做的是國家需要的，只要做出成果，一定能得到重視。”

不懈的堅持終於換來回報。數十年來，我們解決了熱防護材料與結構中的關鍵理論與技術問題，突破了材料超高溫力學性能測試等多項技術瓶頸，成功研發了多種輕量化多功能復合材料，率先開展了智能復合材料與結構研究，在航空航天和基礎設施領域完成了一系列開拓性工作。

在日常科研中，我始終謹記錢先生的“三嚴”教誨。尤其是當選院士后，我給自己立下一條規矩：不熟悉領域的科研鑒定會，堅決不參加。

我深知，科研工作來不得半點虛假，任何細小的差錯都可能給國家造成上億元甚至更大的損失。這條規矩，我守了一輩子。

做科研絕不是個人英雄主義，必須依靠團隊協作。因此，我始終把培育人才梯隊、布局學科未來放在心上。我培養學生，也講究“復合性”——招研究生不限制本科專業，材料、力學、機械、物理方向的統統都招。我鼓勵他們不拘一格、大膽嘗試。在我的課題組裡，無論是科學研究還是經費使用，年輕人都有較大的自主權。為了讓學生多出成果、嶄露頭角，在與學生合作發表研究成果時，我都堅持把學生的名字署在前面。

我國古代思想家孟子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一樂。作為教師，最大的快樂莫過於幫助學生成長成才。如今，我的團隊裡走出了3名兩院院士、50余名國家級領軍人才，大批畢業生扎根一線，服務航天國防。看到他們成長起來，我比自己得獎還要高興。

如今，我雖已是耄耋之年，但依然“戰斗”在科研工作一線。只要身體允許，我希望能一直工作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因為學問之道，於我而言，從來不是謀生的職業，而是一生的信仰。

（杜善義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記者張士英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