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中國社會綜合調查（CGSS）2018、2021、2023年面板數據的實証分析顯示，普通話能力對農村低學歷勞動力收入具有顯著而穩健的正向作用，其回報不亞於多接受一至兩年正規教育。語言能力事實上是一個經濟學變量，補上語言能力短板，可以讓“語言紅利”沿著“找到崗位、形成技能、站穩腳跟”的路徑逐級轉化和放大。

語言能力應該作為經濟變量來理解。按照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勞動力價值不僅包含維持勞動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還包含教育和訓練的費用。人力資本理論把教育、培訓、健康視為能夠帶來更高收入的資本，語言能力是其中通用性、遷移性最強的一種，其投資回報可以與正規教育相提並論。語言經濟學的研究進一步表明，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經濟資源，它降低交易成本、擴大合作半徑、影響勞動力匹配效率，兼具消費品、資本品和准公共產品屬性。語言能力是農村低收入群體最容易缺位，也最值得投資的基礎性人力資本。對勞動者而言，語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能不能進入市場”，它是勞動力進入現代分工體系的一道重要關卡。

從勞動力市場運行看，因語言能力不足而造成的摩擦集中在四個方面。

其一，信息獲取與工作搜尋的摩擦。如招聘信息、用工平台等多以普通話為載體，語言不通的勞動者看不見崗位，更談不好待遇，就業半徑窄、議價空間小﹔“信息不完全”同時也提高了職業搜尋成本和匹配成本，體現在工資上即為折價，即收入降低。

其二，人力資本投資的准入壁壘。企業內訓、職業資格証書考試、線上課程等培訓項目幾乎都以普通話講授，“聽得懂日常對話但聽不懂講課”的現象，使部分勞動者被擋在職業技能培訓之外。

其三，結構轉型中的技能溢價門檻。溝通密集型崗位大量增加，如電商直播、鄉村旅游、農產品品牌營銷等新業態的門檻，很大程度上就是普通話的語言表達和信息處理的門檻。

其四，社會融入的隱性成本。語言隔閡帶來溝通挫敗，同時也在心理上造成疏離，削弱了勞動者在流入地穩定就業的意願。同時，家庭語言環境又直接影響下一代，語言弱勢與收入弱勢可能代際交織。截至2025年底，全國普通話普及率已超過80%，部分中心城市已達95%左右，一些民族地區、邊遠地區仍在50%至60%。若“數字鴻溝”和“語言鴻溝”疊加，可能導致人力資本起點新的不平等。

補上國家通用語言這塊短板，正當其時，且具有突出的政策效率。

第一，從瞄准效率看，普通話水平不高的農村勞動力，多分布於民族地區和非北方方言區，以低學歷、非在校的青壯年為主﹔異質性分析顯示，語言距離越大，普通話的收入效應越強。同樣的教育培訓資源投向這一群體，邊際回報高於其他用途。

第二，從共同富裕的目標看，縮小城鄉差距既需要再分配，也需要前端能力建設。語言人力資本投資是典型的“賦能型”投資，比事后轉移支付更接近“授人以漁”，更能穩住脫貧成果。

第三，從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的底線看，就業不穩定、技能不提升、融入不順暢等，都可能讓脫貧家庭重新陷入貧困。因此，國家通用語言能力是避免農村低收入群體返貧的重要人力資本。

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對“積極促進農民穩定增收”作出專門部署，開始加大力度實施職業技能培訓，促進培訓項目與崗位需求精准匹配。落實這一部署，需要在產業幫扶、就業幫扶之外，明確把語言能力納入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工具箱，與穩就業、技能培訓一體部署、協同推進。

第一，降低勞動力職業搜尋摩擦。就業是增收之源，而就業的達成，本質上是勞動者與崗位之間搜尋匹配的過程。職業搜尋匹配效率的些微改善，都會在億萬勞動者身上累積成可觀的增收總量。語言能力正是決定搜尋效率的關鍵變量，因為崗位信息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載體，語言不通意味著信息渠道窄化。我們的實証分析顯示，普通話能力對農村低學歷勞動力收入的貢獻度為31.4%，其中一條重要中介路徑就是顯著縮短職業搜尋時長——語言能力強的勞動者，能以更低的時間成本獲取更廣泛的就業信息，具備更強的議價能力﹔語言不通者往往依賴熟人介紹，降低了勞動力的流動效率。勞務輸出地的調研中，因聽不懂廠區廣播錯過集合、因不會填寫電子合同錯失用工機會等現象並不少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規劃（2024—2035年）》已就健全跨區域就業服務機制、建立區域勞務協作平台作出部署，語言服務正是這些機制發揮效用不可缺少的配套條件。這就要求把語言服務嵌入勞動力市場基礎服務，把普通話學習嵌入崗位對接和崗前培訓過程，讓每一次匹配都少一些語言障礙。

第二，打通勞動力技能形成的通道，讓勞動者“學得會”“升得快”。如果說“搜尋摩擦”決定了勞動者能否“走出去”，“技能積累”則決定了能否“走得遠”。現代經濟中，收入增長的根基是技能升級，而技能的形成和升級高度依賴培訓，如企業內訓、職業資格証書培訓以及線上技能課程等，幾乎都以普通話為教學語言。我們的機制分析顯示，普通話能力的增收效應主要通過三條路徑傳導，包括縮短職業搜尋時長、促進在職技能積累，以及增強主觀身份認同。其中，“在職技能積累”的作用最為突出。

這一發現啟示我們，對農村低學歷勞動力而言，語言培訓不是獨立於技能培訓之外的事，而是技能培訓發揮效用的前提條件。在數字經濟加速向鄉村延伸的今天，這一邏輯更加明顯。電商直播、鄉村旅游等都是語言密集型業態。放眼更長遠的趨勢，隨著人工智能加速融入生產生活，在線學習、智能客服、人機協作等新崗位大多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交互界面，語言能力正在從“打工的門檻”進一步升級為“數字時代的基礎設施”。各地探索的“普通話＋職業技能”融合培訓，正是把語言投資和技能投資深度結合的現實路徑。例如，山西“天鎮保姆”勞務品牌把普通話學習嵌入家政技能培訓，幫助山區農村婦女跨過“到大城市難以溝通”這道坎，對接京津家政市場，實現穩定增收。下一步，應把這類融合培訓納入職業技能提升行動的常規項目面向農村轉移勞動力開展，讓語言學習和技能學習相互增益。

第三，降低融入成本，讓勞動力“穩得住、不返貧”。實証研究發現，普通話能力能夠顯著增強勞動者的主觀身份認同，從“外來打工者”到“新市民”的認知轉變，會顯著提升其參與培訓和穩定就業的意願，促成從“能力提升”到“認同增強”再到“收入增長”的良性循環。這是語言紅利長期釋放的內在動力，也是單純的經濟賬無法計算的部分。與此同時，語言門檻構成公共服務可及性的隱性約束，醫療問診、法律咨詢、社保經辦等都離不開規范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語言賦能增收的制度供給正在加力。2021年，教育部等部門實施推普助力鄉村振興計劃，面向農村勞動力部署語言能力提升。2025年，教育部辦公廳、農業農村部辦公廳又聯合印發《鄉村語言文字高質量發展建設指南》，把語言文字定位為鄉村振興的“軟基建”，部署探索“語言文字+X”發展模式，以語言能力支撐農民增收和鄉村產業發展。目前推行的做法是，學前階段抓住語言習得關鍵期夯實基礎，阻斷語言短板的代際傳遞﹔針對民族地區或方言與普通話差異較大地區的非在校青壯年勞動力，依托職業技能培訓、農民夜校、數字化學習平台等途徑，把融合培訓下沉到縣鄉村。下一步可考慮在縣域層面，依托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和勞務協作平台，建立勞動力技能檔案，把普通話水平納入其中，隨人流動、動態更新，讓語言能力成為用工方可識別、勞動者可升級的人力資本。

語言能力之於農民收入，正如基礎設施之於產業成長——平時不易察覺，但若缺位，則處處受阻。把語言人力資本投資明確納入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工具箱，與產業幫扶、就業幫扶、技能培訓一起部署，協同推進，是對既有政策資源的“增效”。補上國家通用語言能力的短板，讓“語言能力”成為農村低收入群體持久的增收紅利，農民增收的路子就會更加寬闊，共同富裕的根基也會更加扎實穩健。

（作者：梁德惠，系首都師范大學國際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