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江蘇省首個中匈合作辦學項目——“南通大學-潘諾尼亞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本科教育項目”正式啟動﹔同日，黑龍江科技大學智能工程國際學院正式揭牌，成為該校首個非獨立法人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辦學總規模1500人。教育對外開放浪潮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遍地開花，為學子打開國際化求學的新窗口。

一邊是中外合作辦學供給持續擴容﹔另一邊，合作穩定性和辦學質量問題受到關注。受國際形勢變化、合作方戰略調整等影響，近年來部分機構和項目停止招生、終止合作或調整辦學安排，部分在讀學生學業受到影響﹔“花錢買文憑”“低分上名校”等爭議也不時出現。

目前，經教育部批准的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超過1700個，涉及200多個專業。行業正處於從規模擴張向提質增效轉變的關鍵階段。什麼是高質量的中外合作辦學？考生和家長如何甄別優劣？各方應如何協同發力？近日，科技日報記者採訪多位中外合作辦學實踐者與專家學者，探尋行業破局之路。

告別簡單“拿來主義”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目前，國內中外合作辦學主要分為獨立法人合作大學、校內非獨立法人二級學院和專業合作項目等類型。

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副教授王小青介紹，獨立法人合作大學如西交利物浦大學等，擁有完整法人身份，辦學自主權高，通常地方扶持力度大﹔非獨立法人二級學院如北京信息科技大學伊利諾伊工程學院等，扎根中方高校，可共享校內學科與管理資源﹔專業合作項目如北京理工大學-英國雷丁大學會計學（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等，靈活度高，可聚焦細分領域，更好滿足學生個性化的發展需求。日本廣島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開發中心高等教育學專業主任、教授黃福濤補充說，模式本身並無高下之分。獨立法人機構適合系統性推進教學改革，但對辦學財力、治理能力要求很高﹔二級學院可以高效嫁接境外課程資源﹔而專業項目辦得好不好，核心看中外雙方是否有實打實的師資、課程投入，不能隻依靠合作院校的響亮名頭。

西交利物浦大學成立於2006年，目前已辦學20年。該校執行校長席酉民表示，不少中外合作辦學停留在簡單移植海外課程、實施英文授課的“引進模式”，把引進的境外課程當作固化的“成品”直接平移落地，無視本土化改造的必要性，也無視時代變遷帶來的人才需求變化和教育技術升級。面對全球教育重塑的迫切要求，新時代高質量辦學需要保持自我革新，時常審視外部社會的變化，反觀自身培養體系能否適配未來，不能固守創辦之初的方案止步不前，也不能簡單照搬境外現成的教育產品，應當追求中外優勢互補，實現“1+1＞2”的融合效應。

圍繞這一目標，西交利物浦大學搭建起“專業精英教育”“行業精英教育”“產業創新生態”“未來終身學習和創新型社會生態”四類互補的人才培養模式。“中外合作辦學要共同生成適配AI時代、契合我國發展需求的教育新方案。”席酉民說。

這一變化也折射出行業發展方向的轉變：評價中外合作辦學，不能隻看重“引進多少境外資源”，更要注重資源消化、融合與本土再造的水平。浙江省科普聯合會常務理事馬舒建正在推進科技傳播中外合作項目。他認為，輕量級專業項目同樣可以走出高質量發展路徑。“學習如同吃飯，不能把數日的口糧壓縮到一頓暴食。學分完成，不等於能力真正長成。”馬舒建說，高校舉辦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不能隻以讓學生獲得一紙文憑為目標，還要借外力補齊國內學科短板，沉澱本土師資課程，完成從簡單“搭橋”到自主“種樹”的轉變。

“中外合作辦學的終極價值，是依托跨國合作，探索面向未來的育人范式。”席酉民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變動的當下，中外合作辦學是中外教育交流的重要橋梁。它的意義早已不局限於引進海外優質教育資源，更要依托靈活的體制機制優勢，回應時代教育命題，產出能夠被世界認可、可共享的中國教育經驗與智慧方案。

跳出“唯文憑論”誤區

一紙文憑只是入場敲門磚，學生的學習能力、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才是立足長遠的核心競爭力。多位專家表示，中外合作辦學想要擺脫“重引進、輕融合”的困境，需要辦學主體、政策監管、社會公眾三方同向發力。

“找准定位，是辦學主體一切工作的起點。”席酉民直言，當下仍有部分高校跟風合作辦學項目，看見同行興辦便盲目跟進，甚至依托中介牽線倉促立項，從源頭就埋下了隱患。辦學者首先要想清楚“為什麼辦”，拒絕追逐熱點。在此前提下，遴選和本校辦學定位、學科相匹配的境外合作伙伴，搭建穩定可持續的治理架構與運行機制，保障課程、師資等資源實打實落地。

馬舒建強調，開展合作辦學要立足本校已有的學科稟賦，切忌在學科完全空白的領域全盤照搬境外體系，要將沉澱本土學科能力作為長期目標。黃福濤則提到，辦學機構應對接國家和區域產業需求引進資源，避免照搬海外課程，結合中國學生學情做本土化改造，推動中方教師深度參與課程共建，借合作反哺本校教學能力。

監管層面要守住准入底線，強化過程監督與退出機制。“常態化的評估與信息公開，本身就是以辦學實效回應社會質疑的重要方式。”王小青建議，推進辦學信息公開標准化，把外方師資佔比、畢業率、就業質量、生均培養成本列為公開指標必選項﹔外部評估重在守住底線，更要推動院校搭建內部質量保障體系，引入第三方客觀監測，防止數據美化失真。

黃福濤補充，監管不能止於審批放行，要持續跟蹤核查外方資源實際落地成效，引導合作資源投向國內緊缺學科﹔健全評估、紅黃牌預警以及淘汰退出整套機制。

家長則需要跳出“唯文憑論”的思維誤區。席酉民認為，不少家長把海外文憑當成孩子未來的“保險”，過度看重學歷標簽，忽視學生能力與心理韌性的成長與塑造。擇校要放下對“升學捷徑”的幻想，不被市場化營銷話術裹挾，應結合學生興趣熱忱理性選擇。

考生家長應理性辨別

當下，社會上圍繞中外合作辦學的爭議不少。多位專家表示，行業亂象在一定范圍內確實存在，但公眾也應理性看待，提升辨別能力。

學費高、分數低的爭議備受關注。王小青分析，中外合作辦學成本較高，學費偏高是客觀現實，而錄取分數則因項目而異，但這並不意味著文憑可以輕鬆獲取。全英文、雙語教學對學生語言能力、自主學習、跨文化適應都設置了更高門檻，真正優質的辦學項目有著嚴格的學位授予標准，達不到標准無法拿到學位。

馬舒建在辦學實踐中觀察到，部分項目受市場導向驅動，刻意壓縮學習周期，高密度堆砌學分，忽略知識內化過程﹔個別項目甚至出現全程在國內線上修讀、學生不出國門就拿外方証書的現象，這也是負面輿論滋生的重要誘因。

面對魚龍混雜的市場，考生和家長該如何篩選靠譜項目？

黃福濤提醒，首先是核驗官方資質，公眾務必登錄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監管工作信息平台核實項目備案。核實過程中，不僅要看外方大學排名，還要重點考察其辦學歷史與積澱、外方師資授課情況，以及是否擁有清晰的辦學定位、經過打磨的課程體系、嚴格的畢業考核標准等，同時還要參考往屆學生的升學就業數據。

王小青補充，優質項目一大顯著特征是中外雙方權責清晰，外方院校珍惜自身學術聲譽，課程經過聯合打磨，而不是簡單堆砌學分。

什麼樣的學生更適合中外合作辦學？“學生和家長不應隻關注學校名稱或是否有出國機會，也要充分考慮職業規劃、學習難度、經濟承受能力及個人適應能力。”黃福濤說。王小青補充，這類教育更適合具備一定外語基礎，自主學習能力較強，願意主動探索，擁有跨文化交流意願，計劃在國際化環境中深造或就業的學生。（記者 荊曉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