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數字化與學科交叉融合縱深推進的背景下，《教育發展“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持續深化新文科建設。新文科聚焦依托學科交叉融合，回應國家戰略需求與時代發展命題，文理交叉融合是其建設的重要路徑。然而，長期以來，文科與理科之間難以形成實質性的學術對話與協同共進。究其原因，並非方法論的差異，而是二者在認識論層面存在分歧：文科研究以目標與價值為導向，依托文本解釋、歷史素材分析和理論反思展開研究﹔理科研究以觀察和實驗為基礎，主張將研究對象轉化為可重復驗証的數據與數學模型，在量化推演中生成新的認知結論和研究價值。

如何打破文理學科壁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迅速發展，為破解這一問題提供了全新路徑，可將不同認識論引發的方法論分化與協同問題轉化為知識生產問題。換言之，在人工智能技術迭代發展的背景下，新文科建設的命題已然更新為文科如何依托人工智能技術，構建多學科、多主體共同參與生產的新型知識生產生態。回應這一問題，需從知識生態的三項關鍵要素，即知識生產模式、知識結構與知識主體出發，系統梳理人工智能為新文科知識生態帶來的變革與重塑。

人工智能轉化新文科的知識生產模式

知識生產模式指的是使知識生態持續運作的根本機制。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理論曾經認為知識生產正在從純學術、分科明確的模式一，轉向以應用為背景、異質性主體參與、跨學科的模式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參與不但加速了這一轉變，還使知識生產模式向交互生成式模式推進。這一知識生產模式的具體特征是以實際問題為引導，以人機交互為基礎，通過用戶持續發問，幫助人工智能在模型參數和生成策略上不斷迭代，以生成更適合的問題解決方案。

新知識生產模式為多學科、多主體的參與協同提供了前置條件，而人工智能則提供了可操作平台。以文科與理科的參與協同為例，文科研究者針對具體應用問題確立目標與意義，並通過向人工智能分析和解釋目標意義，獲得達成目標需要的方案和手段﹔理科則根據方案和目標設計算法和建構模型，並通過人工智能模擬運行以檢驗其可行性，從而對方案進行修正。這一協同模式已經在文科研究案例中得到了驗証：如北京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開發了“古文獻溯源分析平台”項目，構建了“理為文用”協同模式。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人工智能人文實驗室提取GPT（生成式預訓練語言模型）所模仿19世紀名家的文風特征並設計分類算法，開發了能夠識別人工智能合成文本與真實人類創作的檢測模型。鑒於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擁有龐大的信息庫和語言組織能力，新的知識生產模式將使不同學科的知識主體專注於問題解決，並在參與協同中逐漸對一種新知識結構產生認同。

人工智能重塑新文科的知識結構

知識結構指的是知識的組織形態和邏輯連接形式。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推動下，新知識生產模式推動了新文科知識結構重塑，使其由單一主體主導結構向多行動者互動結構轉變。“行動者網絡”理論認為，知識生產並不是由人單獨完成，而是在一個由多種因素參與的網絡中形成的。在這個網絡中，不僅人是“行動者”，各種技術工具、數據乃至設備也是“行動者”。科研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不同“行動者”之間不斷互動、協調的過程。然而“行動者”之間根據其發揮作用的程度亦有強弱之分，較之顯微鏡、數據設備這樣的輔助知識生產工具，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接近一種類人的“強行動者”。

因此，在新知識結構中，人不再處於絕對中心位置。文科研究者、理科研究者與生成式人工智能皆是構成行動網絡的“強行動者”，並在互動中成為新知識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文科研究者扮演指揮家的角色，把握知識結構的核心和底層邏輯，規劃實踐方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發揮檔案管理員的作用，負責分析、整理和演繹知識素材﹔理科研究者承擔建筑師責任，負責知識框架設計和組合。交互生成式知識生產模式既促成了新知識結構的形成，又以上述三者在行動網絡中持續發生的互動與協同維系著穩定。

多行動者互動知識結構的形成，具體表現為作為知識生產單位的傳統學科結構的重組，並向一種以問題為導向、去學科邊界與多主體參與為特征的超學科結構發展。這種“超學科”，可以說是前述新知識結構的實踐載體，也是新文科發展的理想方向，且在當代高校中已有初步探索。如斯坦福大學的人工智能與前沿技術課堂重構項目(CRAFT)、人工智能普惠項目(AI4ALL)，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的“視覺與創意人工智能”碩士項目，我國也在2025年將“人工智能教育”專業正式納入高考招生，由北京師范大學率先布點。這些探索都在促成一種新知識主體的生成。

人工智能推動新文科知識主體的生成

知識主體指的是知識的繼承者與創造者。在人工智能時代，新文科的新知識主體既是推動新知識生產模式、新知識結構產生的創造者，又是研究者與教育者，還是在學習中內化這種新知識生產模式與結構的繼承者，即學習者。尤其是后者的產生是檢驗新知識生態是否產生的關鍵指標。“后人類研究”領域的學者認為隨著信息技術發展，人不再是擁有穩定知識體系和物質形態的個體，而是在與技術、信息不斷互動中形成的動態存在。從這一視角來看，新文科建設需要培養的不只是“掌握知識的人”，而是能夠在與技術共生中不斷學習、不斷生成新知識的“動態主體”。因此，新文科需要從人才培養模式、專業設置與高校運作模式三方面為培養這一新動態知識主體做好准備。

在人才培養模式上，新文科教育要實現從傳統的知識傳授向交互生成模式下的認知生成轉變。傳統的文科教育是以主體知識的積累與內化、能力養成為培養目標。在人工智能時代，新文科培養對象將是一個擁有具身感知能力的主體，因此教育與學習過程是這一主體與技術、環境之間持續互動的過程：教育者還原認知生成的原初環境，以問題為導向，啟發學習者調動具身經驗發現真實的社會問題和產業需求，並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發問，尋求可行的解決方案。

在專業設置層面，新文科教育將從傳統學科劃分轉向能夠聯結不同知識主體的超學科設置。超學科意味著為知識主體創造開放學習空間而非設置知識生產的規范，具體表現為在人文與技術的交匯點上，為文科學習者設置跨學科交叉課程與項目。跨學科交叉課程能夠為學習者提供超出其知識范疇的資源，使其在問題引導下，獲得解決問題所需的能力﹔跨學科交叉項目設置，則要求學習者在任務驅動下，主動與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內的多個行動者交互協同，並在此過程中將自身構建為新知識結構中的新知識主體。

在高校運作模式上，新文科的運作要打破原有的封閉分割，走向更加開放協同的網絡化運行。傳統高校以院系為單位進行分割管理，而知識生態系統是一種開放、動態的網絡結構。這種結構需要打開高校學科通向科研、產業、社會的邊界，使學術生產與管理面向社會和企業開放，推動產教融合、科教融匯，並以知識的交互、生成與應用為目標，促進UGSS（“高校—政府—中小學—社會”）四維協同育人機制建立，最終構建起“科研—教育—產業”協同育人生態。

總之，在人工智能時代，新文科意味著作為一種學科邊界概念的“文科”的消解，作為一種交互生成式的知識模式、一種多行動者互動的知識結構與一種培養動態主體的知識生態的“文科”的在場。人工智能以自然語言為接口，以算法為核心的邏輯模式無法取代人的歷史經驗和直覺判斷，因此，新文科研究者與教育者不應僅僅成為技術互動協同對象，更應該成為技術的監督者及其發展方向的決策者，不僅能夠延續新文科扎根民族文化傳統、傳承人文底蘊的核心優勢，發揮其在培育個體成熟思維邏輯、塑造健全人格方面的積極作用，更能夠立足時代發展需求，推動知識生產模式與知識結構的重構優化，使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最終服務於新知識生態的構建，助力新型知識主體的確立、塑造和完善。

（作者：盧嫕，系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