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漢確立郡縣制以來，縣就是中國古代最為穩定的一級政區，甚至沿用至今。縣的長官，歷來被視為親民官，唐宋以前概稱縣令、縣長，宋以后始設知縣，民間多稱之為縣官、縣太爺與父母官。歷史上有很多知名的縣官，其中最有名的也許要推晉宋之際的文學大家陶淵明了。

陶淵明出任縣官前，對親友說：“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弦歌”是做縣令的雅稱，他的意思是想通過擔任縣令，賺取俸祿以積攢歸隱田園的本錢。不過眾所周知，陶淵明官拜彭澤令后不久，郡裡就派遣督郵到縣，縣吏提醒他應整理好衣冠前去拜見。陶淵明憤而說出那句千古名言：“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裡小人邪！”后毅然解印去職。陶淵明的縣令之旅匆匆結束，令人感到疑惑的是，能夠充當“三徑之資”但又不值得陶淵明折腰的“五斗米”到底所指幾何呢？

關於陶淵明口中的“五斗米”具體所指，學界有過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五斗米”與當時士大夫每月的食量相當，陶淵明意在“我不能為吃一碗飽飯而折腰向鄉裡小人”﹔有論者指出，“五斗米”是受漢末五斗米教影響而信手拈來的一個現成數字，相當於現在說“兩個錢”﹔還有學者稱“五斗米”與韋昭《漢書注》中的“若食一斛，則益五斗”相關，意指大幅“增俸”，陶淵明是說“我不能為貪圖增俸而多征糧食”。

不過，古今主流觀點還是“俸祿說”，即“五斗米”指的是當時縣令的日俸。孟浩然《京還贈張淮》：“拂衣何處去，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祿，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晚起，束帶異抽簪。因向智者說，游魚思舊潭。”王維《與魏居士書》：“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乞食》詩雲，‘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總體而言，這一觀點較為合理，為多數人所接受。

史書中並無關於東晉縣令收入的直接記載，不過“自魏以下，並為九品，其祿秩差次大約亦如漢制”，魏晉南朝官員俸祿等級制度大體繼承漢代，隻不過每一級別的具體谷物量或俸祿標准較兩漢大為減少。我們不妨依據漢制略作推測。漢晉縣令法定秩級為千石至六百石，依據《續漢書·百官志五》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記載的東漢延平年間官俸：“一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當時縣令每月到手的米為21斛至30斛，換算到每日則為0.7斛（7斗）至1斛（10斗）。東晉官員食俸數量明顯低於兩漢，陶淵明的“五斗米”或許就是由此而來。當然，這也提示我們，陶淵明在五斗米之外，或許還能領到一定數量的錢。

陶淵明作為彭澤令“食俸五斗”，並非直接從國家財政領取糧食，而是獲得一份土地，收租以代俸祿，也就是王維所說的“安食公田數頃”。《宋書·隱逸列傳》記載陶淵明擔任彭澤縣令后，“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說明陶淵明獲得了三頃公田。公田的耕種者是“文武吏醫卜”，即普通百姓以外、由官府控制的勞動力。至於公田所種作物，縣令陶淵明可自行決定。陶淵明想種的“秫稻”，其實就是糯稻，屬於釀酒佳品，他曾在《和郭主簿二首》中寫道“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而其妻子想種的粳稻，則主要是用於果腹的主食。陶淵明想將全部公田用於種秫稻，在妻子和孩子堅持之下仍讓步不多。這在他的《五柳先生傳》“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的自述中可以得到印証。當然，陶淵明對這三頃公田並無所有權，當他解印去職后，三頃公田及其收益便與他無關了。

除了米和錢之外，陶淵明作為縣令還有其他福利，也可視為收入的一部分。第一是作為常賜的布帛。西晉太康二年定令給賜官員絹棉，如《晉書·職官志》載光祿大夫“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綿百斤”，尚書令“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綿七十斤”。雖然東晉縣令應獲布帛的具體數量不載於史籍，但想必應與當時的尚書令相差無多，有學者推測六品、七品官當獲賜絹60匹和45匹左右。

第二是佔田蔭客的權利。西晉太康年間規定，官居一品可佔田50頃，以下每品依次遞減5頃，至第九品佔田10頃，1頃為100畝，遠超過當時普通“男子一人佔田七十畝”的標准。同時還可蔭庇一定規模的佃客、衣食客與親屬，佃客自一品50戶至九品1戶不等，衣食客自一品3人至九品1人不等，蔭庇親屬多者及於九族，少者三世。所謂蔭庇，是指免除向國家交租賦及服徭役，對官員來說，是一種優厚的福利。這雖然是西晉初年品官佔田蔭客的標准，但從史籍記載來看，東晉世家門閥進一步壯大，官員佔田蔭客特權較之西晉隻會有增無減。

第三是可為私人役使的官府勞動力。《南史·陶潛傳》載：“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陶淵明未帶其子赴任，又憂心他生活無著，特地遣送一“力”助其“薪水之勞”。這裡的“力”，指的是官府役人，他們原本服務於官府公務，但東晉南朝也開始被地方長官私人役使，甚至被普遍視為地方長官的一種俸祿待遇。陶淵明雖役使“力”，但也在信中交代兒子，“力”也是別人的孩子，應當好好對待他，這種同理心在當時的世家官貴中是相當難得的。

以上便是陶淵明作為縣官可能獲得的合法福利與待遇。不難看出，當時縣官的收入相當可觀，品類與數量顯然超出了“五斗米”的范圍。這就可以解釋，陶淵明最初何以會想通過擔任縣令“以為三徑之資”。我們可以認為，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毅然辭官，並非因為“五斗米”所代表的縣令收入微薄，實是因為他不願屈身逢迎庸俗的官吏，就像李白詩中所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當然，對“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的五柳先生來說，作此抉擇，世人並不會覺得意外。

（作者：黃承炳，系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