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紙術作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對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交流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與諸多科學技術一樣，造紙術誕生之初尚不成熟，早期紙張質量遠不及后世，簡牘依然是當時書寫載體的主流。隨著紙張制造工藝的持續改良優化，紙張質量提高，逐漸取代簡牘作為主流書寫載體，中國歷史上意義深遠的一次書寫載體變革就此完成。從簡牘到紙張的轉變，加快並擴大了知識信息的流通速度和范圍，進而推動了社會變遷與新文化思潮的誕生。

技術的發展與紙張的普及

傳統觀點認為，造紙術由東漢宦官蔡倫於公元105年發明。然而，國內各地以及域外的考古發掘，陸續出土了不少西漢中后期的古紙實物。目前已知年代較早的古紙是1933年新疆羅布泊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一張古紙，其雖未留存文字與紀年信息，但一同出土的簡牘帶有紀年，年代約為公元前39年至公元前8年，屬於西漢中后期。此后數十年間，各地漢代烽燧和墓葬遺址又相繼出土多批古紙。其中，在考古學斷代和科技鑒定兩方面均爭議較少的是金關紙、中顏紙、馬圈灣紙、玉門關紙和高勒毛都紙，年代基本集中於西漢中后期。據此可知，古紙的出現至少可以追溯至這一時期。

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中，最早關於書寫用紙的記載見於范曄《后漢書·賈逵傳》。漢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名儒賈逵入宮講授《左傳》，深得章帝賞識。朝廷特賜予賈逵門生“簡紙經傳各一通”，即簡牘抄寫的《春秋》與紙張抄寫的《左傳》各一套。綜上，無論是古紙實物還是出土文獻都能夠証實：早在蔡倫發明造紙術之前，紙張便已出現。

與普遍認知不同，紙張最初並非用於書寫，大多充當包裝和襯墊材料。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出土的懸泉紙殘片，部分寫有“付子”“細辛”“熏力”等草藥名稱，屬於包裹藥材的包裝紙。陝西扶風漢代窖藏出土的中顏紙，填塞於扁釘銅泡內部，起到襯墊作用。蒙古國后杭愛省高勒毛都（Gol Mod）匈奴貴族墓地出土的古紙殘片，填充在隨葬馬車傘蓋的蓋弓與蓋帽之間，同樣用作襯墊。時至今日，紙張依舊是常見包裝材料，西漢古紙多用於包裝，合乎情理。

西漢古紙難以大規模用作書寫材料，根源在於制造工藝的局限。早期造紙普遍採用澆紙法，依靠固定式紙帘成型，紙張不經壓榨，質地疏鬆粗糙，毛筆書寫極易洇墨，並不適合書寫。盡管如此，仍有個別西漢古紙書寫了文字。之后，古人認識到紙張書寫的潛力后，設法改良造紙工藝，標志性突破便是抄紙法的誕生，即採用活動紙帘撈紙，成型后加以壓榨，成品輕薄緊實，適宜書寫。除前文提及東漢建初元年朝廷賞賜紙本《左傳》一事外，公元102年，東漢和帝妻子鄧皇后亦下詔，令各郡國“歲時但供紙墨”，即要求地方定期進貢紙、墨。由此可見，紙張作為書寫載體，已經進入上層社會。

在造紙工藝發展史上，蔡倫貢獻最為突出。蔡倫任職尚方令，掌管皇家手工業生產。《后漢書·蔡倫傳》載：“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蔡倫開創性使用樹皮、麻頭、破布、舊漁網作為原料，造出物美價廉的紙張，迅速風行天下，推動紙張書寫快速普及。東漢中后期，大儒馬融致信竇章：“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意為收到書信，見字如面，十分欣喜。甘肅蘭州伏龍坪東漢晚期墓葬，出土兩份紙質書信，分別存四十余字和六十余字。《后漢書·蔡倫傳》所載“蔡侯紙”，亦得到出土文獻佐証。長沙尚德街東漢晚期簡牘記載了購置蔡侯紙的花費，足見蔡倫造的紙在當時已廣泛流傳。

催生社會變革與文化創新

當今我們正經歷電子載體逐步替代紙媒的過程，能夠直觀感受到新舊載體更替需要漫長周期。在習慣固守傳統的古代社會，這一轉變尤為遲緩。在古人觀念中，用新興的紙張書寫遠不如用簡牘和絲綢來得庄重正式。與馬融交好的崔瑗在寫給葛元甫的信中坦言：“今遣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其意為本該以絲帛謄寫典籍，無奈財力有限，只能以紙張替代。可見，當時用紙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但由於簡牘體量笨重，閱讀和存放極為不便﹔絲帛造價高昂，普通民眾無力負擔。因此，紙張終究逐步推廣開來。

簡牘與紙張的更替先流行於民間，而后慢慢被官方接納。前面引述的馬融、崔瑗的例子說明，早期的紙張書寫主要發生在私人書信和著述方面，幾乎沒見到官方文件用紙張代替簡牘的例子。直到三國孫吳時期，官府的簿籍檔案依舊使用簡牘。長沙走馬樓和郴州臨武渡頭出土的三國吳簡，記錄了民眾身份、賦稅信息，相當於古代戶籍與納稅台賬，均未使用紙張。直至東晉末年，桓玄頒布詔令“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詔書特意說明，簡牘並不代表庄重，用紙無損禮制，因此強制推行用黃紙替代簡牘。大致自這一時期起，南方地區徹底完成紙張對簡牘的替代。

紙張取代簡牘看似只是書寫載體的細微變化，卻對國家治理與社會文化產生深遠影響，推動社會轉型與文化新思潮萌發。以戶籍賦稅管理為例，因為簡牘笨重，秦漢基層戶口和賦稅繳納的詳細記錄長期留存地方，各地僅將匯總數據上報中央，因此朝廷對地方的掌控能力受到制約。紙張普及之后，完整的戶籍賦稅文書逐級上報，國家對地方的了解相較於過去更為全面，治理更為精細。在思想文化層面，隨著紙張普及，書籍復制與流通門檻降低，知識傳播更為便捷，潛移默化地改變了人們的治學方式與文化發展走向。從學術脈絡來看，西漢儒生大多專精某一部儒家經典，而東漢以后學者普遍兼通數經，且著述數量大幅增長。像東漢末年的鄭玄，《后漢書·鄭玄傳》評價其“括囊大典，網羅眾家”，為大量儒家經典作注。魏晉時期，文人創作的作品總量激增，且出現大量卷帙浩繁的分類匯編總集。人們創作的自由度也隨之提升，詩賦、小說等文學體裁蓬勃發展，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經學為中心的傳統學術格局。這類現象在簡牘時代是難以想象的。當然，不能將上述變化全部歸因於簡紙更替，但載體變革無疑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條件。

梳理紙張誕生、工藝革新、普及推廣直至取代簡牘的全過程，有兩點啟示尤為重要。一是科技發展的進步，往往建基於社會的實際需求。簡牘笨重而絲帛昂貴，難以滿足大眾文化需求，社會發展呼喚輕便廉價的書寫材料，紙張才得以被創造和推廣開來。中國科技發展的這一特點，並非僅僅顯現在造紙術的起源與發展上面，縱觀整個中國古代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基本上無不如此。近代國人睜眼看世界，驚服艷羨西方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反思比較之余，贊譽西方重視抽象和邏輯的形而上傳統，批評中國重視具體和實踐的形而下傳統。今天看來，這一觀察在客觀事實方面是對的，但在主觀評價方面則值得反思。就科學技術和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來說，形而下的具體實踐同樣不可或缺，不宜全盤否定。正是中國人重視實踐和務實的特點，才催生了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等對人類歷史影響巨大的偉大發明。

二是科學技術的進步應該造福全人類，既不能抱有狹隘自私的心態人為阻斷技術流通，也不能硬裝臉面拒斥新技術。數百年前，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等中國本土產生的新技術傳到西方后，極大地促進了西方文明的發展進步。今天這個時代，來自西方的新知識新技術滋潤著華夏大地。我們應該敞開胸懷學習西方的新技術，同時譴責那些小院高牆的技術壁壘做派。技術和知識屬於全人類，發展優勢不應依靠隔絕封鎖的方式來固守。

（作者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