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晚，公益節目2026年《開學第一課·我們的長征路》在社交媒體上引發跨代際討論。這份熱度，不僅得益於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的氛圍，也源於節目在電視表達上的突破性創新。

在中國電視發展歷程中，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紀錄片已形成成熟的創作范式：權威解說詞搭配歷史影像，輔以專家訪談、情景再現。其核心邏輯是“講述”——由畫外音述說歷史。而此次節目突破常規，把畫外音佔比降到最低，讓遺址、文物與親歷者更多地發聲。

節目不做舞台劇式的表演，也不做綜藝晚會的串場，卻保留了沉浸觀看的親切感，吸收了綜藝轉場的創新性。講到軍需處長凍成冰雕的故事時，鏡頭對准了課文《豐碑》的書頁﹔講完長征中紅軍的探路棍子后，鏡頭展現2026年7月長征十號乙首飛的尾焰，這一“蒙太奇對位”讓草鞋走過的二萬五千裡和火箭飛過的上萬公裡，在“長征”之名下完成了精神接續。整場節目用真實遺址代替棚內虛構，用物証敘事代替台詞抒情，用蒙太奇對位代替線性編年。展開來說，它包含五個結構性要素。

“分層同框”的鏡頭語法。傳統歷史節目多遵循單一時間線，該節目讓四個時間層同時呈現——1934至1936年的長征現場（通過文物、遺址、史料影像呈現），革命戰爭年代的記憶現場（通過課文、歌曲、詩詞呈現），2026年的講述現場（館長、研究員、教授、軍人、航天人站在鏡頭前），以及面向2049的少年接收現場（坐在屏幕前的中小學生）。講飛奪瀘定橋時，前景是王允暉穿著現役軍裝講述22名突擊隊員攀爬13根鐵索的故事，中景是瀘定橋的鐵索與湍流，背景響起《紅星歌》的童聲。三代人在同一個敘事空間裡完成“同框”，“傳承”由此從抽象修辭變成了畫面本身的結構。

“物証優先”的敘事邏輯。有一條編輯原則貫穿全片：能拍實物就不放圖片，能拍遺址就不放地圖，能讓講述者站在現場就不坐在演播室。講湘江戰役的犧牲，鏡頭對准石碑上的彈孔﹔講四渡赤水的謀略，用實體沙盤推演﹔講於都的軍民魚水情，鏡頭給到老鄉當年拆下的門板實物……當鏡頭長時間停在這些物証上時，觀眾會感到“親眼看見了”。

“課文互文”打造的情感錨點。節目大量選用中小學課文作為敘事切入點，如《豐碑》《金色的魚鉤》《七律·長征》等。這些是青少年已經熟知的內容，節目不需要從零開始講長征，而是從觀眾已有的認知起點出發，用遺址和文物給課文補上真實感。當主持人撒貝寧從《豐碑》裡“將軍什麼話也沒有說，大步走進漫天的風雪中”切入，講軍需處長凍死前把棉衣讓給戰友的故事，鏡頭切到雪山實景和課文書頁的重疊畫面，少年觀眾感受到了身臨其境的震撼。這種“互文”把課堂知識和電視敘事相融合，讓教育在“已知—未知”的空間裡自然生發。

“詩詞與合唱”完成的儀式托舉。節目在關鍵情緒節點以毛澤東詩詞朗誦搭配少年合唱，如《七律·長征》的朗誦安排在轉場節點，《憶秦娥·婁山關》吟誦安排在瀘定橋和雪山段落之間。孩童歌聲成為儀式的“骨架”，極大增強了感染力。

“不總結”的結尾思路。節目在講完長征十號乙的海上回收后，畫面切回演播室，孩子們安靜坐著，沒有人做大段發言，沒有人提煉“中心思想”，隻有一句輕聲的“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隨即放出片尾字幕。這本身就是高級的電視表達——當草鞋、鐵索、棍子墓、火箭尾焰已經在同一個敘事邏輯裡依次呈現，任何額外總結都是多余的。

整合這些要素，這場節目的架構輪廓清晰浮現。它服務的核心場景是“國家公益課堂”——在重大歷史節點面向全體民眾的公共教育。它的教育力量不來自“講了什麼道理”，而來自“用什麼方式讓道理自然呈現出來”。

這一品類的確立，為主流媒體創作提供了新的實踐價值。它借助綜藝的節奏感和轉場技術保証吸引力，依靠紀錄片的真實創作原則保証嚴肅性，借助課堂的認知邏輯保証教育意義，三者從創作底層融成整體，為同類紀念節目提供了方法論參考。

（作者：舒 勇，系湖南省網絡文藝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