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自誕生起就面臨著接受主體的千差萬別、文辭之間的矛盾裂隙，以及不同時空中的“閃展騰挪”。不論是層層剝筍般的精讀細讀，還是蜻蜓點水似的不求甚解，抑或曲徑通幽與另辟蹊徑，一切合情合理的閱讀方式似乎都有“偏移”的影子。其中有的屬於“誤讀”，指向的是文本客觀復原式閱讀的反面，與作者的原意相違背，是闡釋行為中的謬誤、失誤或迷誤。不過也不能輕易將其涂抹上貶義的色彩，因為也可能是正向的“偏移”，能夠提供創造性的“新見”。對原文本的確定性的懷疑、冒犯甚至叛離，很可能跨越思維慣性的桎梏，激發出文字本身的靈性、智性與多重可能性。

讀者在閱讀上有審美差異性，也有見仁見智的能動性

文學閱讀之所以出現“偏移”，是因為文本的開放性結構和闡釋的自由。文學活動可被理解為作者、作品和讀者所構成的信息傳遞過程。讀者可能因為言說者的不在場，對作品進行個性化解讀。有西方學者認為一切閱讀都是“誤讀”，將“誤讀”視為對抗性、校正性、創造性的方式，能解構文本的盲點，獲得洞見。闡釋的自由則帶來文本批評的廣闊與豐贍。任何文學闡釋都難有唯一的標准，這是“誤讀”與原文本相得益彰的前置條件。

批評家李健吾評述巴金的“熱情”讓敘事流暢，也帶來描寫上的疏忽。巴金辯解稱小說“不需要如畫的背景”，愛情只是人物性格的展台，重要的是“信仰”。李健吾則指出自己的解讀也“是一種獨立的藝術，有它自己的宇宙”。不同解讀的產生源於認知的差異，巴金注重作品的時代精神與思想內容，而李健吾追求“形式即內容”。

另外，還有語言限度的問題。《周易》中的“言不盡意”，陸機《文賦》中的“文不逮意”，以及劉勰所說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也”等，都是文辭無法充分而精微地抒情表意的注腳。陶淵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直指創作者的難題，即如何以有限的敘述空間延展出力撥千斤、舉重若輕的爆發力。錢鍾書闡明詞語與含意之間的溝壑：“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擇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獲盡解，且易曲解而滋誤解。”

語言的暗示性與語言的限度並不悖反，兩者是“掩飾與展示”“藏與露”的依存關系。司空圖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姜夔的“語貴含蓄”，以及李漁的“和盤托出，不若使人想象於無窮”等，綿延出“無聲勝有聲”的文論韻味。敘事上的空白給讀者留下闊達而含混的想象空間。文辭的濃縮、凝練、內斂與跳躍，帶來的是文本理解上的歧義和偏差。換言之，文本的多義性和不確定性，與讀者不同的釋讀視角相遇合時，往往能激蕩出萬花筒般的閱讀景觀。所謂“詩無達詁”，不僅肯定讀者的審美差異性，還強調闡釋者見仁見智的能動性。這是文學閱讀“偏移”現象源源不斷生成的動因和奧義。

從讀者層面來看，閱讀的過程是自己與作家展開精神對話的過程，是相互之間美學經驗交流與碰撞的過程。美國學者韋勒克、沃倫在合著的《文學理論》中寫道：“倘若我們今天可以會見莎士比亞，他談創作《哈姆雷特》的意圖就可能使我們大失所望。我們仍然可以有理由堅持在《哈姆雷特》中不斷發現新意（而不是創造新意）。”其中的“發現新意”而不是“創造新意”，指涉的是文本創造受制於生成時的話語時空，以及作家與世界的交互關聯。讀者在諸多“限制”中勘探文本之路，實則是燭照作品的寬廣、深邃與細膩之途。作品並非冷冰冰的展品，而是作家與讀者共同呼吸的場域。那些貌似向壁虛造的讀解，時常能觸碰到敘事的玄機與深意﹔看似天馬行空的想象，常常能勾連出汪洋恣肆的神韻。在審美觀照下，作品中隱匿的、處於無意識狀態的某些確定性的存在，會以不同的方式被發掘出來。

不同的解讀方式可能促發新的美學創造

閱讀的“偏移”也可能成為創新的活水源泉。多種形態的審美感覺不期而遇，能促發想象之舟的遠航。德國劇作家霍普特曼的《沉鐘》，以鑄鐘匠立志重鑄新鐘，象征堅韌不拔的精神，又以鑄鐘匠聽聞妻子投水自盡、在水底敲響沉鐘而放棄鑄鐘，暗示理想與現實的糾纏。20世紀20年代，一群中國知識分子被這部作品觸動，以“沉鐘”這個意象給新創辦的刊物命名。有意思的是，他們的理解各有千秋，逸出原初語境，與雜志社同仁“為崇高的理想而嚴肅工作”的現實追求息息相關。

事實上，一部作品的形成，並不意味著固化和穩定，其所蘊含的靈動、思辨的因子，能促發他人在閱讀的旅行中偶遇創造的靈機。不論是微言大義的意象，還是一唱三嘆的情節，這些美學元素再次被激情點燃時，被推向又一個新的表演舞台。它們不僅展現作品的價值與審美演變，還悄無聲息地構成閱讀史甚至文學史上的獨特景象。

李健吾對《魚目集》部分詩篇發表的見解，曾遭到作者卞之琳的辯駁，李健吾則回應道：“幸福的人是我，因為我有雙重的經驗，而經驗的交錯，做成我生活的深厚。詩人擋不住讀者。這正是這首詩美麗的地方，也正是象征主義高妙的地方。”這場由閱讀“偏移”而產生的對話，意義不僅在於平等交流中讀者主體意識的彰顯，更是為思考詩的美學原則搭建爭鳴的平台。其關聯著20世紀30年代詩歌晦澀化追求的論辯與探討，讓現代派詩歌的存在價值與美學特征在經驗互動中更加顯現。讀者別具匠心的闡發，作為一種經驗的“越界”，不僅能在原生態的文學質地上疊印出妙趣橫生的色調，還能有效地擴大作品的意義和情感空間。

閱讀的“偏移”，不僅能蔓延出羚羊挂角般的神會與妙悟，還能開辟出藝術花園中奇崛瑰麗的“交叉小徑”。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援引《詩經》裡的“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稱贊其中蘊含的人生態度“又是何等肯定”。她在小說《傾城之戀》寫范柳原給白流蘇念的是“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並慨嘆世事無常、人生如寄，“可是我們偏要說：‘我永遠和你在一起﹔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作家受時代背景、生活經歷、敘事節奏等因素的綜合影響，認為兩人之間的愛情並非毫無算計。小說中，“與子成說”被有意地寫成“與子相悅”，凸顯范柳原的輕浮與油滑。原詩裡對感情的虔誠與珍重，又被詮釋為情感的世故與庸常，悲壯的底色在小說中不動聲色地衍化為余韻悠長的蒼涼。寫作的發生關乎著作家感悟生活、透視生命秘境的能力，同時也得益於作者在閱讀的器皿中淘洗、篩選出的精華。隻言片語可被採擷成章，洞幽燭微亦可綴玉聯珠。創作靈感的“破土而出”，既可能源於作家在現實生活中積蓄已久的苦思覓求，也可能產生於閱讀世界中的靈光乍現與細膩哲思。

當然，文學閱讀不是主張隨心所欲、捕風捉影，而是依托於主體的才情、靈性和思想儲備，從而讓靜止的文本生動起來、活躍起來，煥發出豐沛的生命力。對閱讀趣味的發掘與勘測，能夠幫助我們擺脫狹隘的理念束縛，重新確立衡量文本的坐標，進而照亮作品中未被察覺的角落，釋讀出綿綿不絕的新意。

（作者：譚宇婷，系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