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山東聊城的中國運河文化博物館。 　　寧志浩攝

　　一塊石碑，能告訴我們什麼？

　　在山東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運河文物文獻展覽館中，保存著一幅名為《重修茶棚記》的碑刻拓片。碑刻記載，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直隸南宮縣石家庄人石德玉在臨清經營商業，他募資修建三間茶棚，為過往商旅免費施茶，得到當地百姓的贊揚。70余年后，茶棚因年久失修損毀嚴重，石德玉后人與附近村民募資重修茶棚，令善行得以延續。

　　刻在石碑上的善舉，既體現了運河區域普通民眾崇德向善、熱心公益的朴素傳統，也展現出不同地域民眾守望相助、共居共融的社會風貌。這些鐫刻在石碑上的民間記憶，一方面彌補了正史對基層社會記錄的缺漏，另一方面也讓后世的人們得以觸摸運河歷史中鮮活的普通人生活脈絡，讓湮沒在歲月裡的善行義舉重新被世人發現。

　　“透過這塊碑我們不難看出，大運河的歷史不僅僅記載著帝王將相、文人雅士的過往，還有許多普通民眾的生活。”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院長、教授鄭民德說。

　　2007年，鄭民德進入聊城大學，師從運河研究專家王雲教授攻讀碩士，由此走上大運河文化研究之路。后赴南開大學攻讀博士，導師許檀教授是明清經濟史學者。

　　當時的運河研究相關成果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制度史、水利史等領域。“對區域社會中的群體及民眾生活關注較少，研究側重宏觀與整體，微觀與個體層面的研究有待加強。”鄭民德回憶。

　　通過日復一日地梳理史料、整理運河稀見文獻，鄭民德對運河研究的關注點悄然發生改變。

　　在《重修金灘鎮浮橋碑記》中，鄭民德看到清代道光年間，為便利漕船航行、商旅往來，元城縣及金灘鎮官民捐資修建浮橋的盛舉﹔在《揚州畫舫錄》裡，他找到了清代安徽商人汪應庚在揚州經商時修繕文廟、資助貧生、建造橋船、幫扶行旅的諸多善舉資料﹔而更多類似《重修茶棚記》的碑刻，記下了運河與沿岸區域社會民眾之間的互動關系。

　　“回頭看，我的研究從制度史轉向社會史，並非刻意，而是研究過程中自然過渡、水到渠成。”鄭民德圍繞漕運倉儲與區域社會展開研究，既涵蓋制度史內容，也關注不同人群的互動，“以社會史視角聚焦河工及漕運運作中的人，更能揭示不同群體與區域社會的關聯。”

　　鄭民德剛入行時，運河研究是名副其實的冷門學科。“早年，聊城大學從事運河研究的僅有王雲、李泉、吳欣、李德楠等幾名老師，經費與人才均極為匱乏。”即便如此，研究團隊仍潛心深耕，出版了《中國運河文獻書目提要》《中國大運河歷史文獻集成》等重要著作。

　　轉機出現在2014年。中國大運河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此后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等相繼實施。早在2012年即已成立的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作為以運河學為研究對象的實體科研機構，由此駛入發展快車道。截至目前，研究院擁有專職科研人員22人，累計立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34項，出版著作80余部。

　　過去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的運河檔案、碑刻、契約、輿圖等稀見文獻，如今得到系統關注。“研究范圍持續拓展、內容不斷豐富，客觀性與真實性顯著提升。”鄭民德說，隨著歷史學、社會學、建筑學、地理學等多學科交叉融合研究成為常態，研究院近年來在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利用、文旅融合等領域成果頻出，服務社會的作用日益凸顯。

　　研究運河近20年，鄭民德大部分時間裡在整理資料、翻閱檔案，或走訪各地、進行田野考察。“其中有艱辛，也有喜悅。”鄭民德說，“每當看到論文發表、著作出版、成果落地轉化時，內心便滿是欣慰，一切都值得。”

　　當前，選擇運河學研究方向的學生數量仍有限，運河民間文獻整理、古遺址保護、沿線古建筑研究等方面仍面臨不少困難。但鄭民德也看到了希望——隨著運河文化課程的開設、田野調查的開展，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產生濃厚興趣。

　　“對有志於冷門學科的年輕人，我想告訴他們：守住信心、堅持恆心、保持初心。”鄭民德說。

　　《 人民日報 》（ 2026年08月27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