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經濟全球化與科技迭代深刻重塑了人類共有的世界圖景，既讓萬物在巨變中緊密相連，又使差異愈發凸顯。這構成了世界現代性的一般特征，即“分裂的一統”。作為跨文化研究者，我的學術工作始終聚焦於一個核心問題：在這種“分裂的一統”格局中，識別並激活不同文化文明與知識體系之間可轉譯的資源，探索建立跨文化連接的路徑與方法。

1977年，我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那時，我們這代人都深切感受到，要為中國文化的“舊邦新命”盡一份力。我對古典文學、歷史有著濃厚興趣，也喜歡英文——總覺得多學會一門語言，就多了一個感受和思考的時空維度。因此，即便不計學分，我也常跑去外文系旁聽課程。至今記得多位老師的耳提面命：治學要筑牢兩大根基，一是古文根底，一是外文能力。融匯中外、貫通古今，對於研究中國文學與文化大有裨益。

對我影響至深的是中文系的老主任朱東潤。他青年時代留學英國，戰爭中回國，曾與聞一多先生共事，既教英文，也教中文。我常到老師家裡去，他總是放下正在閱讀的書卷，與我聚神交談。我隻覺得這就是師生相處的日常。直到系裡開會，看見其他老師對他的尊重和愛戴，我才恍然意識到與朱老師之間隔著幾代學人的時空，心裡又覺得天然親近。

彼時，全社會都在關切、反思和想象中國文化如何更新。我嘗試著對中國文明傳統做一次重訪、學習、探求，閱讀了大量史料和原典，創作出十幕大型歷史劇《秦王李世民》。該劇既有中國傳統的文史要素，文白相間、駢散結合，又吸納了近代以來西方文學藝術傳統中話劇和人物傳記的資源，獲得積極的社會反響，被文化部和全國劇協授予全國優秀劇本一等獎。我至今記得朱老師對此事的兩種態度：當媒體前來採訪時，他對我關愛有加，全力支持﹔私下見面時則鄭重告誡，“你可得知道自己差得遠，學識還得要積累，這才是剛剛開始”。

為了進一步拓寬學術視野，1983年我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深造。出國前，朱老師提出三點期許：不要挑容易的路走﹔把別人真正好的東西學到手，來更新我們的事業﹔必須吃得了苦。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沒有選擇熟悉的東方文化領域，而是挑選了現代歐洲文學（含戲劇文學）、19與20世紀思想史與跨文化理論。從讀博第二年起，我成為康奈爾大學泰盧裡德書院的一員，與各國學者同吃同住、相互論辯，每周做公開講演，餐桌旁的討論交流常常持續至深夜。我的博士論文以《等待戈多》作者貝克特及其時代裂變為研究對象，探討戰后歐洲的價值危機與經典重構。這一選題需要打通文學、歷史、哲學等多領域知識，即便對西方學生來說也極具挑戰性。當時我讀書看到覺得重要的段落會逐一標注，有美國同學笑著說：“整個房間都是海平的便利貼。”

1990年博士畢業后，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康奈爾大學等美國高校執教20年，在教授歐洲文學藝術的同時，開設現代中國課程，並推動跨文化理論納入必修課。從近代以來的抗爭者、犧牲者、奮斗者，到當代的開拓者、苦思實干者，我嘗試在課堂上講述文學與生活裡中國的人和事，在跨文化的教學相長中體悟文明間的異與同。這一時期完成的英文學術著作《中國現代女性作家與中國革命，1905—1948》，旨在通過探討現代中國女性作家跨邊界的寫作與生活，勾勒出內在於中國文化變革性的現代認知、倫理和本體意識的生成軌跡，與現代西方的主流傳統形成隱性的互動對話和談判論辯。在我看來，中國正在全方位地進入國際生活的所有核心地帶，其內涵意義超出西方理論，我們必須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在包容互鑒中實現文化傳承與學術創新，進而參與構建人類共有的知識版圖。

帶著這些思考，我於2012年回國任教，2014年出任清華大學外文系主任、世界文學與文化研究院院長，提出“由闡釋世界以敘述中國，以敘述中國而連接世界”的學理定位與育人願景。一方面，我全身心投入“清華學堂世文班”的創辦建設，培育能夠把握不同文明邏輯的復合型跨文化人才﹔主責由清華大學倡議發起的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聯盟，搭建中英學人的互鑒橋梁。另一方面，我持續深耕跨文化學術研究，拓展治學路徑。2017年的英文文章《另一種世界主義》，2024年的中文文章《連接的中樞》，是我學術生涯第三階段的一點記錄。

就我而言，做學問，是將自己人生中的切身關切與現代世界基本母題內在連接的過程。在這場跨文化研究的終身長跑中，我有三點感悟。

第一，以專業深耕為基，實現貫通融合。我們現在熟悉的學科界定，大多脫胎於19世紀以來歐洲的認知分類框架。世界始終在發展變遷，學科分類與邊界也本就處於動態重塑的過程中。對本專業的深度鑽研，本身就蘊含著突破學科邊界的內在驅動力。對跨文化研究而言，“融匯中外、貫通古今”不是零散知識的簡單拼接，其本質是構建並踐行本學科深耕、跨學科交叉、超學科融通的遞進式研究邏輯，進而深入把握世界的差異性、高度凝練世界的共通性。

第二，讀書治學，關鍵在於與文本共思。做跨文化研究，需要廣泛涉獵，但關鍵其實不在讀得多。真正的學術功底，體現在與不同語種經典文本及其背后的歷史脈絡共思的銳度，體現在與學科核心命題及其立論邏輯對話的深度。研究者應始終圍繞人類共通的根本問題進行鑽研，不斷淬煉對多語種文學、復雜文類、歷史論爭與理論議題的反思判斷能力。

第三，治學既要有抱負，也要懂克制。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保持學術純粹性，是治學最朴素的底色。有學術追求很可貴，同時也要有清醒的自我克制。不被熱門帶偏、不為潮流裹挾，要在沉靜堅守中實現真正的學術突破，在持續耕耘中積澱出深厚的學養。

回望學術之路，我始終致力於跨越文明隔閡、建立跨文化連接，讓不同的心智思維可知可解，使各自的生命願景可關聯、可延伸，為構建美美與共、和合共生的文明圖景貢獻微薄之力。

（作者：顏海平，為清華大學教授、世界文學與文化研究院院長，記者曹元龍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