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總是把作家年譜當成一種工具書。然而，陳奇佳的《夏衍年譜》（浙江大學出版社），打破了我的舊有印象。

　　夏衍出生於1900年，1995年去世，其生涯幾乎貫穿20世紀，其事功也高度內嵌於中國與世界、啟蒙與救亡、革命與改革等重要時代命題之中。他的人生經歷之豐富，工作領域之廣闊，是不多見的。

　　陳奇佳是夏衍研究專家，曾與導師陳堅合著《夏衍傳》，近年又深入挖掘數百篇夏衍佚文。在《夏衍年譜》中，他以高度的耐心和翔實的史料，以年月為綱，勾勒出夏衍的傳奇一生。讀者會發現，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起，直至其生命的終點，夏衍總是兼具多重身份，同時開展多項工作。他是作家，在話劇、電影劇本和報告文學等方面作出了堪稱開拓性的貢獻，如原創話劇《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細菌》，由小說名著改編的電影劇本《春蠶》《祝福》《烈火中永生》，中國報告文學的裡程碑《包身工》等﹔他是翻譯家，從1927年至1934年，以每天翻譯2000字的勤奮，譯介出版了以高爾基《母親》為代表的大量進步文藝作品，引領中國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他是評論家，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以黨領導下的“電影小組”組長身份寫作大量影評，通過主動發聲，開辟左翼電影陣地﹔他是著名新聞工作者，尤其是抗戰時期在周恩來指示下主編《救亡日報》，既要籌措經費，又要每日撰寫社論，使這份報紙成為大后方影響極大的文化據點﹔他更是黨在文化領域的重要領導者，為文化統戰和中外文化交流事業作出重要貢獻﹔他還參與了黨的隱蔽戰線工作，解放戰爭時期曾策反多位國民黨要員，還曾協助從香港護送民主人士北上。由此，在該書后記中，陳奇佳發出了這樣的感嘆：“權衡譜主漫長、輝煌、復雜、多面的人生旅程時”，怎樣才能做到“不虛美，不隱惡”？

　　如果說，全集是一座由作品集合而成的紀念碑，傳記是一根環環相扣、向前發展的精神鏈條，那麼，年譜則是一張千頭萬緒的事件之網。為了編織這張網，首先，需要一種聯結的技藝。作者從曹禺、鄭振鐸、郭沫若、田漢、葉聖陶、陽翰笙、巴金等人的年譜與日記中鉤沉出大量與夏衍有關的細節，既提供了理解夏衍的多元視角，也描繪出歷史中的復雜人際關系。其次，還需要辨識能力。在浩如煙海的材料中，如何找出那些與作家生命史、創作史、社會交往史關系最密切的事件？在言人人殊的狀況下，如何確定哪一種說法更接近事實真相，或是干脆讓不同的說法並置、相互參照？這既需要史家眼光，也需要文學筆法。

　　《夏衍年譜》的史家眼光留待讀者自行體會，而關於其文學筆法，此處可舉一例。《夏衍年譜》對哪些事件應詳寫、哪些事件應略寫，很講究。在寫到夏衍創作的話劇和電影劇本時，該書不僅提供內容簡介，往往還以精練平實的語言介紹相關背景、點出作品意義，但並不會有較為抒情或溢美的評價。然而，在寫到1962年8月夏衍會見印尼電影代表團時，該書卻擴展了一個細節：該團訪問上海期間，團長表示自己看了很多由夏衍編劇的電影，陽翰笙則回答，夏衍的故鄉杭州產龍井茶，“看夏衍同志的作品，有如在龍井茶中加上一顆橄欖，喝起來是淡淡的香甜，微微的苦澀，清芬、雋永，余味無窮”。印尼友人也表示有同感。陽翰笙的評價，正隱含著作者對夏衍藝術特色的評價。對這個細節的巧妙使用，也使該書在高密度的歷史事件中，宕開了如夏衍電影風格一樣淡然、悠長的一筆。

　　通過《夏衍年譜》呈現的這張事件之網，讀者還會發現，在20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經濟之間有著如此緊密的聯系。1934年，夏衍組織重新剪輯進步電影《桃李劫》，既是為了提高其藝術水准，也是為了解決左翼電影陣地電通公司的經濟問題。抗戰時期在桂林多次演出《一年間》，取得“宣傳與經濟的雙豐收”，成功為《救亡日報》募集辦報資金。在20世紀50年代，針對外國專家認為中國還只能拍黑白片的質疑，夏衍堅持並鼓勵大家以彩色片方式拍攝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這部電影在日內瓦會議上引發熱烈反響，凸顯了文藝作品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外交領域的作用，也堪稱是對1939年夏衍《中國電影到海外去》一文的回應。在夏衍這裡，文藝創作從來都不是與外部世界相隔絕的個體心靈活動，而是一種與國家、社會、歷史、外交、經濟等深度聯結的“大文學”“大文藝”。

　　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有言，“學者之譜，可以觀一時代思想，事功家之譜，可以觀一代事變”。《夏衍年譜》正是如此。它不僅是一部個人的編年史，更是后人借其一生行跡以洞察時代變局的一扇珍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