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評價通過界定何為“合法知識”、何為“卓越研究”，行使著深刻的知識治理功能。近年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戰線堅持“兩個結合”，聚焦“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全過程人民民主”“新質生產力”等標識性理論范疇，取得了顯著成就。然而也應看到，制約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深層障礙尚未根本消除，其中學術評價體系改革滯后是因素之一。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亟待加大學術評價體系改革力度，將“問題意識”“理論原創”“文化傳承”等質性標准注入評價維度，以學術評價改革促進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

以“兩個結合”錨定知識生產的價值坐標

學術評價體系的根本功能，在於為知識生產確立認知框架與價值坐標。一項研究能否獲得承認、何種知識能被視作貢獻，取決於評價標准所內含的價值預設。現行評價體制傾向於將特定標准包裝成超越歷史文化語境的普遍尺度。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要求把評價標准從這種懸浮於具體情境之上的“普遍尺度”中解放出來，回歸到扎根中國實踐的學術邏輯之中。

這種轉變的根本遵循，在於堅持“兩個結合”。馬克思主義是“魂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根脈”。評價體系應將是否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立場、是否彰顯中國智慧納入核心維度，解構傳統評價體系所依賴的“價值中立”迷思。知識的有效性不應僅體現為邏輯自洽或數據繁復，更應體現為改造現實的實踐效能。重塑認知框架，就是要將實踐解釋力、政策影響力和文化傳承度作為衡量學術成果價值的關鍵指標，使知識生產從“為西方理論做注腳”轉向“為中國實踐立學說”。通過這種價值錨定，引導學者將中國經驗從“研究客體”提升為原創理論的思想源泉。

在此過程中，必須認識到“情境性知識”的合法性。任何知識體系都根植於特定文化情境與歷史經驗。評價標准對本土理論的重視，實則是打破實証主義的知識普遍性神話，使學術評價從“發現普遍規律”轉向“闡釋文化意義”。隻有在這樣的評價導向下，中國學者才能真正樹立文化主體性，以中國話語表達中國實踐，以中國理論解釋中國道路。

從“績效問責”向“戰略引導”的治理轉型

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政策推進，必須實質性改變學術場域中的激勵結構與資源配置方式，推動學術治理從“績效問責”向“戰略引導”轉型。首要任務是堅持“破立並舉”，堅決破除“五唯”頑瘴痼疾，扭轉單一量化指標主導人才評價的片面導向。

“立”的核心，在於推動評價范式從“影響力”評價向“創新力”評價的根本轉型。傳統評價體系以引用率、轉載率為核心，本質上是基於學術市場“消費端”反饋的度量方式，獎勵的是傳播效率而非原創深度，容易導致研究趨於保守和同質化。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所需要的，恰恰是具有范式突破意義的原創性貢獻。這類貢獻往往因超越既有認知框架而難以獲得即時的高引用。因此，必須確立以理論原創度、概念首創性、范式突破力為核心的“創新力”評價標准，將評價時間視野從短期績效拓展為長周期學術貢獻。

實現這一轉型，需要技術賦能與制度創新協同推進。在技術層面，大語言模型和知識圖譜技術的發展，使基於語義分析的學術創新度識別成為可能，有潛力發掘那些具有“潛在突破性”但尚未獲得廣泛引用的原創成果，形成“人機協同”的智能評價新范式。在制度層面，推行分類評價、長周期考核和代表作制度，將田野調查報告、政策建議、學術專著等納入評價范圍，使以創新為驅動、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范式成為重組學術資源的新樞紐。

在文明對話中確立中國學術的國際話語權

在全球知識治理體系中，學術評價標准的重構絕非孤立的國內調整，而是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必然延伸與制度投射。國際學術秩序長期呈現“中心—邊緣”格局，非西方國家的知識貢獻被固化於價值鏈末端，中國學者在國際對話中面臨的“失語”困境根源正在於此。評價改革是打破這一困境的制度突破口。評價標准應當向具有主體性、原創性、標識性的概念和理論傾斜，激勵中國學者從“概念消費者”轉變為“概念生產者”。這些標識性概念和原創性理論，是自主知識體系的“思想芯片”和“四梁八柱”。它們不是對西方概念的翻譯或模仿，而是從中國實踐中生長出來的、具有獨立解釋力的理論創造。隻有激發大批標識性概念的產出，中國學術才能在全球知識版圖中獲得真正的影響力與話語權。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絕不是搞學術上的“關門主義”。自主不等於封閉，守正必須伴隨創新。真正的學術自主性體現為一種平等對話的能力，它不是拒絕與外部世界交流，而是在交流中擁有自己的價值立場和理論工具。在確立知識主權的基礎上，應在評價機制上探索中外期刊雙向互認、跨文明引用等新型制度安排，推動全球學術對話從西方主導的“中心輻射”模式轉向平等互鑒的“多節點網狀”結構。通過評價體系的系統重構，中國學術界將在全球知識秩序中開辟新的空間，這既是對多元現代性可能性的制度探索，也是在融通中外文化、增進文明交流中展現中國大國學術風范的必由之路。

（作者：石秀選 李 均，分別系深圳大學社會科學部特聘副研究員，深圳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