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現場，觀眾佩戴VR眼鏡，感受“VR+文旅”新體驗。 　　王 初攝（人民圖片）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現場，人形機器人在進行足球比賽。 　　陳玉宇攝（人民圖片）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現場，機器人擔當起售貨員的角色。 　　吳 雪攝（人民圖片）

　　鴻溝有多大？

　　記者：當前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鴻溝主要體現在哪些層面？世界銀行數據顯示，高收入國家佔據91%的AI風投資金，低收入國家數據中心容量全球佔比不足0.1%，您怎麼看待這種差距？

　　肖茜（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副院長）：當前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鴻溝主要體現在算力、數據、人才和治理能力四個層面。對於許多低收入國家而言，由於缺乏資金、基礎設施和人才儲備，參與人工智能發展的門檻越來越高，因此這種差距總體上仍在擴大。

　　我認為，最令人擔憂的其實不是技術鴻溝，而是能力鴻溝。如果一個國家既沒有研發能力，也沒有治理能力，未來將難以自主發展人工智能，沒有能力參與這場技術變革，失去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機會，只能被動接受他國技術和規則。

　　崔守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許多發展中國家被鎖定在應用末端，成為技術的使用者和數據的提供者，卻不是能力的擁有者。

　　算力吸引人才，人才產出模型，模型積累數據，數據吸引資本，資本再投入算力，在這樣的循環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AI發展差距在擴大。

　　記者：有學者指出，過去幾年不少全球南方國家在AI治理議題中多是“旁聽生”，不是不想參與，而是能力不足。您如何評價這種能力鴻溝？它背后的原因是什麼？

　　肖茜：國家人工智能能力是指將AI作為社會技術系統進行開發和治理的綜合能力，其中，發展能力包括知識生產、普及與應用、轉化與價值實現的能力，而治理能力則包括分析規劃、監管指引和學習迭代的能力。因此，所謂的“能力鴻溝”，不僅是技術研發能力的差距，也包括人工智能治理能力的差距。前者決定一個國家能否發展人工智能，后者決定一個國家能否安全、有效地應用人工智能，並參與國際規則制定。這種能力並不是單一因素決定的，而是由算力、數據、資金等多種要素共同構成。

　　從根本上看，能力鴻溝並不是人工智能時代才出現的新問題，而是不同國家發展階段差距在AI時代的集中體現。發達國家長期積累了資本、教育、科研和產業優勢，在人工智能時代進一步轉化為技術優勢﹔而不少全球南方國家由於基礎設施薄弱、人才流失、資金不足等原因，很難形成完整的人工智能創新生態。這也導致全球AI發展出現明顯的“強者愈強”現象。

　　崔守軍：“旁聽生”這個說法很准確。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本土的大模型團隊、沒有做過一次大規模訓練，它在談判桌上就無法判斷某條技術標准意味著什麼，只能接受別人的定義。

　　我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議程往往在少數國家的產業界與智庫中先行形成，等進入多邊場合時框架已經定型﹔二是標准制定組織的參與本身有成本門檻。所以能力鴻溝和話語權鴻溝其實是同一件事的兩面。

　　普惠難在哪兒？

　　記者：AI普惠與以往的數字普惠有什麼不同？技術進化以“月”為單位迭代，而制度變遷的慣性卻常以“年”為單位，這種“時間差”對普惠來說意味著什麼？

　　肖茜：人工智能普惠與以往數字普惠的本質區別在於，數字普惠主要解決“能不能接入”的問題，而人工智能普惠要進一步解決“有沒有能力利用技術創造價值”的問題。互聯網的基礎門檻主要是網絡、終端和基本數字技能﹔人工智能的發展則依賴巨額算力、海量數據、先進算法、充足能源和頂尖人才，需要完整的科研、產業和治理生態。因此，AI普惠的門檻天然更高，也更難依靠市場擴散自動實現。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帶來的不僅是效率提升，還可能是生產方式、知識結構和決策模式的范式變化。不能及時掌握人工智能的國家、企業和個人，面臨的不只是“用得少”，而可能是在產業升級、知識創造和規則制定中全面落后。

　　崔守軍：“時間差”確實存在，但我認為它不是最大的障礙。最大的障礙是不對稱——技術發展快的一方定義了賽道和規則，慢的一方不僅落后，而且是在別人設定的坐標系裡落后。制度架設慢一點不可怕，怕的是制度一直追認既成事實。

　　記者：有觀點認為，人工智能只是超級大國或超強企業之間的競爭，甚至有人提出“要麼坐在餐桌上，要麼出現在菜單裡”的說法。您怎麼看？

　　肖茜：我認為，這實際上反映了當前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兩種不同理念。一種把人工智能視為少數國家和少數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強調技術領先、競爭優先，把AI作為維護地緣政治優勢的戰略資源﹔另一種則認為，人工智能應成為造福全人類的國際公共產品，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動開放合作、能力建設和成果共享。

　　所謂“人工智能只是超級大國或超強企業之間的競爭”，以及“要麼坐在餐桌上，要麼出現在菜單裡”這樣的說法，本質上屬於前一種邏輯。它強調零和競爭和“贏家通吃”，希望通過競爭敘事吸引更多資本、人才和資源，加快技術領先。這種思路如果成為全球AI發展的唯一邏輯，就可能進一步擴大智能鴻溝，使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被排除在技術創新和規則制定之外。

　　記者：今年全球AI相關投資已接近1萬億美元，如此巨量的資源集中在少數國家和企業手中，普惠的資金從哪裡來？誰來為全球南方的AI能力建設埋單？

　　許珊（中國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國際發展部主任）：人工智能普惠需要長期投入，僅依靠單一主體難以完成，需要政府、國際組織、企業和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除了資金支持，更重要的是形成可持續的發展能力，包括基礎設施建設、人才培養和產業合作。未來，可以探索更多形式的國際合作機制，通過技術交流、能力建設、聯合創新、產業對接等方式，幫助更多國家參與人工智能發展，讓投入真正轉化為長期的發展動力。

　　肖茜：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人工智能普惠不能隻停留在理念層面，最終必須落實到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上。全球AI能力建設不能僅依靠發展中國家自身完成，也不能完全依賴市場力量，而應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無論是發達國家、國際組織、科技企業，還是多邊開發金融機構，都應在資金投入、技術合作、人才培養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發揮各自作用，共同幫助全球南方提升人工智能發展能力。

　　普惠如何實現？

　　記者：中國提出“人工智能應該是造福全人類的國際公共產品”，並發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人工智能能力建設普惠計劃》等系列文件。從“理念”到“實踐”，中間最大的挑戰是什麼？中國宣布未來5年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5000個人工智能專題研修培訓名額、建設國際人工智能應用合作中心，這些舉措能在多大程度上彌合鴻溝？

　　肖茜：從理念走向實踐，最大的挑戰並不是提出願景，而是如何建立能夠持續落實理念的國際合作機制。任何一項全球治理倡議，如果缺乏穩定的平台、持續的資源投入和廣泛的國際參與，就很難真正落地。

　　彌合智能鴻溝，需要解決算力、數據、資金、人才等多個方面的問題。其中，人才培養是最具可持續性的能力建設，也是撬動長期發展的關鍵支點。一支本土人才隊伍，不僅能夠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也能夠培養本國的治理能力，形成自主發展的內生動力。因此，中國宣布未來5年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5000個人工智能專題研修培訓名額，體現的不是簡單的知識輸出，而是希望通過“授人以漁”，幫助更多國家建立自主培養人才、應用人工智能和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

　　與此同時，建設國際人工智能應用合作中心，則體現了另一條重要路徑，即以應用帶動發展，以合作促進能力建設。通過圍繞農業、醫療、教育、防災減災等具體場景開展合作，把人工智能真正應用到經濟社會發展中，讓發展中國家能夠更快共享人工智能帶來的發展紅利。

　　我認為，這兩項舉措形成了完整的能力建設閉環：一方面，通過人才培養夯實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通過應用合作加快技術落地和成果轉化。前者解決的是“誰來發展AI”的問題，后者解決的是“AI如何服務發展”的問題。兩者相結合，能夠幫助全球南方逐步縮小智能鴻溝，從人工智能發展的參與者成長為人工智能創新和治理的重要貢獻者。

　　記者：7月16日，29個國家簽署協定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WAICO）。這個組織的成立對彌合全球智能鴻溝意味著什麼？

　　許珊：人工智能發展需要更多國際協調機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的成立，有助於為不同國家提供交流平台，促進經驗分享、技術合作和能力建設。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參與這樣的多邊合作機制，可以增加表達需求和參與討論的機會。當然，任何國際組織發揮作用，都需要各方共同建設，隻有堅持開放、平等和互利原則，才能真正推動人工智能合作走向更加廣泛和深入。

　　記者：開源被認為是降低AI門檻、促進普惠的重要途徑，WAICO也強調“鼓勵開源開放、合作共享”。在您看來，開源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算力和人才鴻溝？

　　肖茜：開源確實是推動人工智能普惠的重要路徑，也是本屆大會反復強調的方向。我們在會議期間與許多國際嘉賓交流，他們普遍認為，開源模型大大降低了人工智能的使用門檻，使越來越多國家、中小企業、科研機構和開發者能夠在已有模型基礎上開展創新，開發符合本地語言、本地產業和本地需求的AI應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技術應用成本，也有助於培養本土人工智能人才。

　　當然，我們也應該客觀看待開源的作用。開源降低的是應用和創新的門檻，但並不能完全消除算力、資金和高端人才等方面的能力鴻溝。一個國家即使擁有開源模型，如果缺乏算力基礎設施、數據資源和人才隊伍，仍然難以形成持續的創新能力。因此，開源是促進普惠的重要工具，但不是解決智能鴻溝的全部答案。

　　普惠之后，下一步往哪走？

　　記者：如果AI普惠真的實現了，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普惠是否也可能帶來新的問題，比如同質化、文化侵蝕、安全風險？如何在普惠的同時保護多樣性？

　　許珊：人工智能普惠的目標，是讓更多人能夠利用技術改善生活、促進發展，而不是簡單追求技術覆蓋。未來，人工智能可能在教育、醫療、產業升級、公共服務等領域發揮更大作用。但與此同時，也需要關注文化多樣性、安全風險和數字治理等問題。推動人工智能發展，需要堅持開放包容，在促進技術應用的同時，尊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特點，讓技術進步與社會價值更好結合。

　　肖茜：人工智能普惠的目的從來不是讓世界變得同質化，而是讓每個國家都擁有發展的機會和選擇的能力，為大家建立一個共同的發展基礎。隻有站在這個基礎上，各國才能根據自身的歷史、文化、語言和發展需求，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人工智能發展道路。

　　因此，普惠與保護多樣性並不矛盾，真正威脅多樣性的恰恰是能力的不平等。如果缺乏自主發展的能力，很多國家只能依賴同一種技術、同一個平台、同一種生態，文化特色和發展路徑反而更容易被同質化。相反，隻有更多國家擁有自主創新和應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多樣性才能真正得到保護。

　　當然，人工智能普惠也可能會帶來安全風險、倫理挑戰等新的問題，因此必須堅持發展與安全並重，在開放合作中加強風險治理，在促進普惠發展的同時尊重文化多樣性，推動人工智能真正服務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發展需求。

　　

　　（本版底圖由AI輔助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