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研究培養在天壇醫院，基礎研究培養在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等單位，但目前臨床醫師科學家的培養時間還是比較短。”7月18日—19日首屆醫藥協同創新大會期間，中國科學院院士、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院長王擁軍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臨床醫師科學家需要系統培養，不能像做臨床研究和研發那樣，採用師傅帶徒弟的模式，目前我國醫學院仍缺乏培養臨床醫師科學家的系統生態。

英國皇家學會院士、清華大學醫學院院長黃天蔭也認為，要打破當前醫學院與醫院分離的培養模式，建立學術醫學系統，培養兼具臨床能力、科研思維與轉化視野的臨床醫師科學家，推動源頭創新轉化“最后一公裡”的進程。

推進轉化醫學需要臨床“關鍵角色”

“中國之所以原創新藥非常少，原因有多方面，但最核心的問題是科研院所很多研究是面向期刊發表的，而不是面向臨床需求的。”清華大學藥學院院長錢鋒告訴記者，目前很多文章提到發現了一個機制可能與某疾病相關，這些關聯性的發現並非真正的靶點發現和驗証，只能算是提出了潛在靶點的初步假設。

事實上，這類發現如果研究質量不夠扎實，轉化路徑不清晰，很少會有后續跟進。錢鋒認為，真正根植於臨床實際的高質量研究自然會吸引來自產業、投資機構的關注，而為了發論文的研究往往止步於潛在可能性的驗証之前。

黃天蔭對此持相同觀點，他表示，當前轉化醫學推進困難在於缺少一個關鍵角色——臨床醫師科學家。

“科學家要明白臨床問題，醫生也要了解前沿科技，把兩者融合在一起，就是臨床醫師科學家的核心。”黃天蔭解釋，95%—99%的傳統醫生是把已知的知識應用於患者的健康，而臨床醫師科學家則是面對未能解決的問題，探尋未知的知識。

盡管北京等地已經要求生物醫藥領域項目要有臨床醫師與學術科學家雙牽頭，但仍面臨臨床醫師科學家數量不足、制度落地困難等問題。為此，培養臨床醫師科學家已成為當務之急。

多地提出以關鍵人才培養支撐創新醫藥高質量發展。如不久前發布的《北京市支持創新醫藥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2026年）》，在第一條就提出培養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能夠牽頭開展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的項目負責人，推動臨床端引領和支撐醫藥研發整個進程。

為人才培養提供必要的軟硬件支持

“當然並不能讓所有的醫生都變成醫師科學家，按照先進國家的經驗，醫師科學家約佔整個醫生群體人數的5%。”王擁軍說，這需要把合適的人“篩選”出來，而且需要成體系地培訓。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曾經發起“黃色貝雷帽計劃”，讓醫生通過脫產在基礎研究所學習，培養出多位諾獎學者和院士。

多位專家認為，我國缺乏將臨床醫學與科技創新並行開展的臨床研究培訓體系。

“當前開展科技創新的學者大多不了解醫療生態，難以把科技創新融入醫療環節﹔而傳統的醫學院學生畢業后去了醫院，通常沒有很多的科研機會。”黃天蔭說，培養臨床醫師科學家不能靠機會或運氣。

黃天蔭介紹，國內外有很多可以借鑒的培養路徑。在國際上，無論是在完成臨床階段的培養后轉去學術型的博士，還是交換兩者順序都是可以的。在國內，過去兼具MD（臨床醫學博士）和PhD（學術型博士）學位是不被許可的，現在有些高校已經在改變原來的規則。

“此外，臨床醫師科學家培養還需要全面型管理，而不是學院、醫院分開管理。”黃天蔭說，清華大學醫學院正在探索通過新園區的建設，將學院和醫院融合，建立新的學術醫學系統，為臨床醫師科學家的培養提供必要的軟硬件支持。

“臨床醫師科學家培養生態的形成需要政府、業界、重點醫院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通過政策的制定鼓勵培養真正願意進行科技創新的臨床醫生。”王擁軍表示，北京市啟動了多個業余培養計劃，並在全國率先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醫師科學家培養制度。相關培養計劃正在各級政府的持續關注下不斷開展創新實踐。（記者 張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