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檔案

杜祥琬，中國工程院院士、俄羅斯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級科學顧問。曾主持我國核試驗診斷理論和核武器中子學的精確化研究。曾任國家“863計劃”激光專家組首席科學家，是我國新型強激光研究的開創者之一。首倡“無廢城市”試點建設，現任國家“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專家委員會主任。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一等獎、二等獎，獲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獲省部級一、二等獎十多項。

【院士訪談】

前不久，一則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利用核技術研發極端高溫工藝消除垃圾焚燒產生的二噁英的網絡傳言引發關注。隨后，杜祥琬本人通過中國工程院官網發布聲明，嚴正辟謠。這場輿論風波，讓這位數次順應國家需求、主動轉換科研賽道的資深科學家再度走入公眾視野。近日，科技日報記者對杜祥琬進行了獨家專訪。

垃圾焚燒與核技術毫無關聯

記者：我們先談談近期網上的傳言吧。真實情況是怎樣的？

杜祥琬：我和團隊這些年確實一直在牽頭或參與“無廢城市”試點建設和推進的咨詢研究工作，但從未涉足、也未委托任何機構將核技術應用於垃圾焚燒領域，網傳相關內容均為虛假信息。

這些不實信息拆解了我的以往工作，抽出“核技術”“垃圾焚燒”“無廢城市”等吸引眼球的詞，捆綁拼接，包裝出看似高端前沿的科研敘事，極具迷惑性，但完全不符合事實。

我從事的核領域研究，核心是核裂變、核聚變原理，原子彈和氫彈的研發便分別利用核裂變和核聚變的原理釋放出巨大能量，屬於核反應范疇。而垃圾焚燒，依靠的是常規物質燃燒發電的基礎原理。二者原理截然不同、毫無關聯。

記者：還有網友提到，既然技術能處理垃圾，生活中就不需要垃圾分類了。

杜祥琬：這是一種錯誤認知。生活垃圾分類必不可少。

從技術層面來說，現有技術雖可實現干濕垃圾混合焚燒，但焚燒並非垃圾資源化利用最經濟、最高效的方式。如果前端做好了垃圾分類，固體廢物就能被分門別類地資源化利用，其回收的價值和效率都會提高。

與此同時，垃圾分類是全民踐行“無廢理念”的基礎方式，是社會文明進步、公眾素養提升的重要體現，更是綠色低碳發展的必然要求。當然，不可否認的一點是，當前垃圾焚燒是我國固體廢物資源化利用的一種比較現實的方式。

多次轉變研究方向皆因國家所需

記者：這些傳言也從側面反映出公眾對核技術的極大關注。當初您是如何步入核物理這一領域的？

杜祥琬：1959年，國家重新啟動留蘇計劃，我有幸被選派到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學習理論核物理專業。

上世紀60年代學成歸國后，我被分配至九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跟隨鄧稼先、於敏等老一輩頂尖科學家投身國防科研事業。

在那裡，我先后參與了氫彈原理試驗、核數據檢驗，牽頭搭建了我國核武器研究的第一個中子學敏感度計算程序。我們基於物理圖像深度分析，提出了“非線性中子輸運方程”的概念與解法。最核心的工作，是開展核中子診斷工作，並組建中子學物理學研究室——通過計算核物理參數，判斷核試驗裡究竟只是發生了常規炸藥爆炸，還是真正發生了核反應，為核試驗提供核心數據支撐。

但我不能說這些成果屬於我一個人。我國核事業的突破，是幾代人持續幾十年的努力換來的。一代代優秀的知識分子把青春、熱血、汗水甚至生命，獻給了草原、山溝、戈壁，榮譽屬於為國奉獻的科研集體。

記者：后來您又轉向了激光研究。

杜祥琬：是的，一切轉變皆因國家所需。

上世紀80年代，國際科技與軍事格局發生深刻變革。美國推出“星球大戰計劃”，布局激光、微波、高能粒子束等定向能武器，蘇聯、歐洲、日本也紛紛發力高端國防科技。我國國家安全面臨全新挑戰。

為了搶佔高科技戰略高地、筑牢國防安全屏障，我國啟動“863計劃”。我也順應國家戰略部署，轉向“863計劃”中的激光研究領域，這一做，便是二十年。那是我職業生涯中壓力最大、攻堅任務最重的階段，也是收獲知識最多、技術突破最快、感悟最深的一段時光。

我先后擔任強輻射重點實驗室主任、先進防御技術領域專家委員會主任，作為大型演示驗証實驗總師，與激光專家組結合我國實際，敲定發展目標、研究方向與技術路線，自主選定新型主激光方案，探索出一條技術扎實、貼合國情、可長期發展的路徑。后來，我國新型激光技術得以躋身國際先進行列，跟那段時間的積澱是分不開的。

推行“無廢城市”有三重效益

記者：您擔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之后，工作有什麼變化？

杜祥琬：我主要承擔國家高端智庫中工程科技戰略研究、理念凝練、頂層設計與政策建議等方面的工作，目的還是做對國家有用的實事。

我同時屬於能源與礦業工程學部和工程管理學部。那時，正值全球能源格局動蕩，國內能源結構失衡、供需矛盾、能源與環境協同發展等問題日益凸顯。針對行業痛點與國家需求，我牽頭主持了“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戰略研究”“中國能源中長期（2030、2050）發展戰略研究”“我國核能發展的再研究”等多項重大咨詢項目，為推動國家能源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記者：您是怎麼關注到固體廢物治理領域的？

杜祥琬：在走訪考察企業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固體廢物治理是一個大問題。我國在快速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廢水、廢氣和固廢。為了治理廢水和廢氣，國家專門出台了“水十條”和“氣十條”，取得了顯著成效。然而，對於固體廢物的治理，當時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為此，在中國工程院啟動生態文明建設重大項目之際，我們團隊提出了一個課題，即“固體廢物分類資源化利用戰略研究”，專門針對固體廢物的治理進行了系統研究。

記者：在前不久的第802次“香山科學會議”上，您提到了關於新能源固廢處理的問題。

杜祥琬：是的。當前，我國新能源產業已走在全球前列，但隨著風機葉片、光伏組件、動力電池等“新三樣”裝備逐步進入退役高峰期，大批量新能源固體廢物集中產生，成為制約產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全新挑戰。不同於傳統生活垃圾，新能源固廢是富集鋰、鈷、鎳、銀等稀缺戰略資源的“城市礦山”，是支撐新能源、高端制造、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的核心基礎材料。如何安全、系統處置和利用新能源退役裝備和組件，將廢棄資源轉化為國家戰略資產，融入“無廢城市”治理體系，是全行業必須長期破解的課題，這也是我持續關注固廢治理的重要原因。

記者：“無廢城市”具體是指什麼？

杜祥琬：具體而言，“無廢城市”是一種先進的城市管理理念。其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引領，通過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續推進固體廢物源頭減量和資源化利用，最大限度減少填埋量，將固體廢物環境影響降至最低。“無廢城市”並非沒有固體廢物產生，也不意味著固廢能完全資源化利用，而是旨在最終實現整個城市固體廢物產生量最小、資源化利用充分、處置安全的目標。

這一理念的形成，源於我們早年對核廢物處理的研究積累。本世紀初，我們在江蘇鎮江調研生活垃圾治理企業，實地驗証了垃圾發電循環利用的可行性與推廣價值。此后又赴國內外多地考察成熟治理模式。經過對固體廢物治理兩年多的研究，我們團隊牽頭向國家報送了通過“無廢城市”試點建設，最終實現“無廢社會”的建議，受到高度重視，從而推動“無廢城市”試點工作的開展，以及后續大規模建設。

記者：推行“無廢城市”能帶來什麼效益？

杜祥琬：推行“無廢城市”，具備顯著的環境、經濟、社會三重效益。環境層面，系統化、規范化的固廢處置模式，可根治垃圾污染亂象，改善城鄉人居生態環境﹔經濟層面，固廢資源化利用可延伸再生資源產業鏈，培育綠色產業、創造就業崗位，激活區域經濟新動能﹔社會層面，優質生態環境可切實提升群眾生活品質，助力社會和諧穩定發展。

記者：“無廢城市”建設的卡點在哪裡？

杜祥琬：“無廢城市”建設不是單一主體的工作，必須構建“政府引領、企業主導、公眾參與”的三元共治格局。政府負責頂層設計、政策扶持、統籌布局、制度搭建，引領行業規范發展﹔企業作為核心實施主體，依托市場化運作優化技術路線、核算成本收益、打通資源循環鏈路，實現良性可持續發展﹔公眾是基礎支撐，前端精細化分類、低碳環保的自覺踐行，是后端資源化治理高效落地的前提。

目前最需要關注的是固廢處理基礎設施和相關配套技術研發的推進格局。需要國家層面統籌布局，推動重點區域、城市群聯動共建，堅持全國一盤棋，出台專項共建方案。

老一輩科學家的精神財富值得代代相傳

記者：您曾公開發表了不少關於學風建設的文章。當下最突出的學風問題是什麼？

杜祥琬：當下學界存在浮躁心態，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淺層的治學不嚴謹，引用、實驗記錄、數據處理粗疏馬虎﹔二是性質更嚴重的主觀學術造假。二者都違背科學精神。

深究造假、治學鬆懈頻發的根源，是功利化價值取向。不少科研人員、青年學生一味追逐論文產出、人才頭銜、項目資源，一切以短期個人利益為先。明知數據、成果存在問題仍刻意造假，純粹是利己行為，和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完全相悖，對科學發展、社會進步沒有任何實質價值。

很多科研從業者覺得學術造假、學術失范離自己很遠，認為隻有評人才帽子、拿重大獎項才會牽涉學風問題。其實並非如此，學風問題藏在每一次數據記錄、每一組實驗曲線裡，不能等到惡性學術事件曝光，才意識到學風出了問題。

記者：您認為要怎麼加強學風建設？

杜祥琬：之前有研究生和我交流，說學風建設總強調樹立崇高科研價值觀，但普通學生很難一下達到這種高度。我當時和他們說，不必一開始就談崇高，首先要做到品行端正，再循序漸進樹立更高追求。

學風建設的關鍵在於教師、科研管理者與行業領導者。這三類主體恰恰是中國教育事業的直接參與者。因此，若要從根源上端正學風，就必須從教育的質量與方向入手。做好學風建設，從根本上說是要辦好中國的教育事業。在這個過程中，教師、管理者要身體力行，做好榜樣。整個科學共同體需下大力氣，構建以自律為核心，教育、制度、文化、法治、監督相結合的科學道德誠信體系。

記者：您曾先后與王淦昌、鄧稼先、於敏等一批杰出科學家共事，從他們身上收獲了哪些精神力量？

杜祥琬：與老一輩科研前輩亦師亦友、並肩攻堅的歲月，是我一生最寶貴的財富。王淦昌曾跟我說，“60歲是可以重新開始的”，他一直這麼做，也一直敦促著我多做些實事。

高尚品格與家國情懷是支撐老一輩科學家深耕科研、終身奉獻的底色。他們以民族振興為己任，終身踐行“活到老、鑽研到老”的科研精神，始終以國家需求為唯一導向，不慕名利、不懼困難。同時，他們擁有極強的自省精神，從不滿足已有成果，主動承認自身不足、追求極致突破。此外，在團隊建設中，擅長團結各方力量、凝聚集體共識，摒棄派系分歧，帶領團隊為國家重大科研任務攻堅克難。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一代代科研人傳承發揚。

記者：如何凝聚團隊力量？

杜祥琬：這讓我想到九院曾經的“鳴放會”。鳴放會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誰有想法就上台將想法寫在黑板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不要害怕分歧，可以把持有不同意見的專家聚集到一起，讓大家把自己的觀點都表達出來，再從中找到科學的平衡點，最終歸納形成有利於國家決策的參考。向每個有長處的人學習，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才能把事情做好。

在中國工程院工作期間，我又接觸了很多年輕的新同事。我繼續發揚在九院的工作經驗，給年輕人充分表達和發表意見的機會，引導他們逐步建立起科學價值觀和戰略思維。同時，對他們起草的研究報告、學術論文甚至會議紀要，我都會一字一句地提出修改意見，引導他們建立起科學的思維體系和邏輯體系。經過多年的培養和歷練，很多年輕的同事現在變成了中流砥柱，成為國家高端智庫建設的中堅力量甚至帶頭人。他們又會將這種做法和經驗傳承下去，使得我們的團隊力量不斷壯大，不斷為國家做出更大貢獻。（記者 荊曉青）

致青年科技人才

現在我們的社會有了很大的進步，價值觀也變得多元化，每個人都面臨很多不同的選擇。但無論時代如何變化，任何一個有希望的國家和民族，都必然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主動選擇崇高的價值追求，選擇為國家、民族而奮斗。

著名小說家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裡》這本書裡有一句話：沒有那千千萬萬在任何崗位上都默默無聞、忘我勞動的人，就沒有我們的事業。

國家需求並非遙不可及的宏大概念，各行各業、各類崗位都有貼合國家發展需求、具備社會價值的事，就看我們自己要做什麼樣的人。新時代賦予青年人更多選擇，這也意味著更多為國家作出貢獻的機會。

青年階段的學習，是人一生萬裡長征的第一步。人生不會總是一帆風順，我們要懂得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享受人生。希望大家以崇高的理想指引人生，實現個人與國家的雙向成長，進而開創美好的未來。

——杜祥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