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科學發展的漫長歷程中，科研成果的表達與傳播方式始終在演化。從口頭傳授到手稿傳抄，從正式期刊的誕生到如今數字化的即時傳播，每一次載體的變革都深刻重塑了科學發現的路徑與科學合作的模式。

日前，我國首本英文數據期刊《數據快報（英文）》正式創刊發布。該科技期刊定位為頂級綜合性數據出版平台，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主辦，中國科學院院士、生態領域戰略科學家於貴瑞擔任主編。此外，2026年中國科學院還將創辦一系列不同領域的數據期刊，它們將與《數據快報（英文）》共同組成數據期刊集群，為科學家提供快速分享數據成果的渠道，搭建起連接國內外的一流科學數據交流與傳播橋梁。

《數據快報（英文）》的創刊，並非僅是期刊方陣的簡單擴容。它指向一個更深層的時代命題：當科學數據從科研“副產品”躍升為與論文同等重要的戰略性成果，學術表達體系又該如何變革？圍繞這一命題，記者與於貴瑞院士展開對話，請他深入闡釋“論文或論著”與“數據論文或產品”並行發展的時代必然。如於貴瑞所言：“如果說過去一個世紀論文是記錄人類科學發現的重要載體，那麼未來一個世紀，人類將必然用數據與論文共同書寫科學史的新篇章。”

論文不再是唯一終點，科學成果需要多條腿走路

數百年來，科學家競相追求發表論文，學術優先權、職稱晉升、學科評價錨定於此。然而，當科學數據被賦予“成果”地位，能夠像論文一樣發布、共享、引用時，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浮出水面：我們是否正在經歷對科學成果定義權的重新定義？從“論文為王”到“數據並舉”，這究竟是一次邊界的延展，還是一次內核的重塑？

記者：您提出科研成果正從“論文唯一載體”走向“論文與數據並行”的新時代。對科研人員而言，最直接的一個焦慮是：如果數據也能作為獨立成果發布，這是否意味著傳統論文的地位將被稀釋？兩種成果之間是什麼關系？

於貴瑞：這不是地位稀釋，而是內涵擴容。論文傳播的是“發現了什麼”與“認知了什麼”，它承載著人類對世界的解釋與理論建構﹔數據論文或數據產品則精准傳播的是科學觀測的確切結果、可供挖掘新知的“原始材料”，以及系統整編的科技信息。兩者承擔不同使命：論文提供認知結論，數據提供可復用的証據鏈。並行發展意味著科學成果從“結論發布”延伸到“証據發布”，讓知識生產的全鏈條都能被看見、被檢驗、被復用。這不是誰取代誰的問題，而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終於同時獲得了學術承認。

記者：現代科學數百年形成了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模式——“提出問題—實驗觀測—分析論証—發表論文或專著”。在這個鏈條中，數據長期處於“幕后”。現在要把數據從幕后推向台前，最大的觀念障礙是什麼？

於貴瑞：最大的觀念障礙，恰恰在於這個經典模式太成功了。數百年來，無數學者的思想光輝通過論文體系匯聚成璀璨星河，照亮了人類認知世界的道路，這使得人們下意識地將“成果”等同於“論文”。但過去一個世紀，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這幅圖景正在發生深刻改變：科學數據與科學論文雙重爆炸式增長，還原論、整體論、系統論、實踐論等多元科學思維走向大融合，自然科學已從“象牙塔”走向服務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偉大實踐”前沿。在這種變革中，繼續將數據視為論文的附屬品，無異於用舊地圖尋找新大陸。

記者：“數據論文”這個概念，讓很多一線科研人員既興奮又困惑。大家比較關心的是：發布數據論文能否像傳統論文一樣，獲得切實的學術認可？在職稱評審、項目申請中，它能成為“硬通貨”嗎？

於貴瑞：這正是我們推動新型數據出版生態系統的核心關切之一。科學數據長期以來被視為“初級產品”或“副產品”，正是因為它缺乏獨立的成果身份和規范的引用評價通道。Data Express期刊群的創建，目標之一就是讓數據成果如同重磅學術論文一樣，通過國家級平台獲得應有的學術顯示度與國際傳播力。當數據論文擁有了規范的標識注冊、標准引用和影響力評價體系，它在學術評價中的“硬通貨”屬性自然會建立起來。這不是某個機構的一紙文件能解決的事，而是需要基礎設施、評價標准、學術共同體共識三者協同推進的系統工程。我們正在鋪設的就是這條軌道。

數據用不起來，再多的投入也是沉沒成本

任何一場深刻的學術變革，都不是憑空發生的。從國家戰略資源的全球競爭，到人工智能對“算料”的飢渴需求，再到開放科學對“可重現性”的嚴苛要求，三股力量正在從不同方向擠壓傳統的成果表達體系。問題在於：這些驅動力究竟是口號，還是已經讓科研人員感受到切膚之痛的現實壓力？

記者：您談到國家層面需要高水平的數據成果發布平台。現實是，我國大科學裝置、野外台站網絡產出的海量數據，大部分仍處於“存得下來，但發不出去﹔發得出去，但影響力不夠”的困境。這個困境的症結究竟在哪裡？

於貴瑞：三者皆有，但核心是缺一套完整的、與國際接軌的數據出版與傳播基礎設施。缺平台，意味著高質量數據沒有匹配其價值的展示窗口﹔缺標准，意味著數據成果的規范描述、質量控制和同行評議尚未形成公認范式﹔缺意願則是前兩者的必然結果——當科學家的數據貢獻無法被有效記錄、引用和回報時，共享動力自然會衰減。這恰恰是我們啟動Data Express的關鍵動因：為國家級戰略數據資源提供與之匹配的出版渠道，讓數據貢獻者獲得應有的學術回報，形成“生產—出版—復用—再創造”的良性循環。

記者：您剛才提到一個更深層的概念——我們不僅需要數據出版平台，更需要對“數據”本身正本清源。在推進這項工作時，重新厘清“數據是什麼”為何如此重要？

於貴瑞：因為如果不厘清這一點，討論就容易滑入“數據就是計算機裡的0和1”這種技術化、窄化的理解。在更廣闊的科學語境中，“Data”一詞源於拉丁語“datum”，意為“被給予的事物”。其核心含義是“為參考、分析或決策而收集起來的事實、信息或統計資料”。它可以呈現為數字、文字、度量值、觀測結果乃至對事物的描述——簡而言之，數據是我們用來分析研究，並從中獲取新認知的原始材料。當這些經過科學設計、嚴謹採集與系統整編的“原始材料”本身被賦予成果地位，能夠像論文一樣被發布、共享、引用和評價時，我們談論的就不是一個技術升級問題，而是一個嶄新的學術交流紀元的到來。正本清源，是為了讓學界意識到：數據出版不是“多了一種出版物”，而是科學成果內涵與外延的一次重新定義。

記者：“AI-Ready數據”是當下熱門詞，但一線科研人員更想知道一個實在的問題：我的數據如果不做成“可機讀”的形式，會在多大程度上失去價值？這種壓力是真實的，還是被夸大了？

於貴瑞：這是真實且正在加速的壓力。未來人工智能的國際競爭，本質上也是高質量數據資源的競爭。再先進的大模型，若無大規模、高標准、可計算的數據作為“燃料”，也無法產生可靠的科學發現。“AI for Science”的核心路徑是“高維數據+物理模型+神經網絡”深度融合，實現從傳統模擬預測到智能生成創造的飛躍。傳統論文中的數據描述，機器難以直接讀取和計算，如同讓一個高速引擎去燒未經提煉的原礦。數據論文的使命，恰恰是把科學數據高效轉化為可計算、可復用、可機器理解與訓練的“AI-Ready”資源，讓它成為“機器可讀的科學知識載體”。如果你的數據無法被機器高效獲取和理解，在AI驅動的科學發現流程中，它很可能會被繞過、被忽略。這不是未來威脅，這是當下正在發生的篩選機制。

建平台易，建生態難，關鍵在於讓數據“活”起來

建設一個數據出版平台相對容易，構建一個讓數據真正流動、復用、增值的全球知識生態，則是完全不同的挑戰。Data Express提出了三個核心定位和“四個一體化”的藍圖，從刊群矩陣到技術平台，從專家網絡到學術共同體。但理想豐滿，落地幾何？科研人員更關心的是：這個生態系統最終能給我的研究帶來什麼實際的便利和回報？

記者：Data Express的願景中，有三個核心定位：國家重大數據成果的首發平台、驅動開放科學運轉的關鍵樞紐、國際學術交流與數據外交的重要窗口。這三個定位之間是什麼關系？

於貴瑞：這三個定位是遞進且互補的。首發與匯聚平台解決的是“數據有處可發”的問題，這是基礎﹔驅動開放科學運轉解決的是“數據發了有用”的問題，這是核心——我們致力於推動科學數據從“保存”走向“共享”，再從“共享”邁向“復用”，促成“數據生產者—數據出版者—數據使用者”三方協同共贏的良性循環﹔國際交流窗口解決的是“數據有全球影響力”的問題，這是目標——堅持國內與國際稿源並重，讓世界看到中國不僅是科學數據資源大國，更將堅定不移地邁向科學數據出版強國。三者缺一不可。隻做首發而不激活復用，就是靜態倉庫﹔隻談共享而沒有國際話語權，就難以吸引全球優質稿源和合作。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記者：過去，論文發表后，數據不可得、代碼不可見、模型不可驗証，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可重現性危機”。Data Express明確要構建“數據—軟件—模型—論文一體化”的新型立體化傳播體系，那麼，如何從制度設計上確保這種一體化不是“拼盤式”的簡單捆綁？

於貴瑞：關鍵在於平台一體化的技術貫通。我們依托數字出版引擎、科學數據銀行、國家科技資源標識等基礎設施，把數據存儲、標識注冊、開放出版、國際傳播與學術評價的技術全流程打通。這意味著，一篇數據論文的發表，不是孤立地上傳一個文件，而是連帶其背后的數據產品、分析軟件標識、算法模型鏈接，共同構成一個可追溯、可驗証的完整支撐鏈條。這不是事后拼湊，而是從提交流程的一開始就被作為整體單元來處理和評議。評審者可以同步審視數據質量、方法邏輯和結論之間的自洽性，這在制度層面就為“可重現性”提供了保障。這是確保科學嚴謹性、縮短創新周期的關鍵制度設計。

記者：當前，很多科學家對數據共享仍心存顧慮——怕被搶發、怕被濫用、怕投入巨大心血的數據庫被“搭便車”。Data Express在保護數據生產者利益和激勵開放共享之間，如何找到平衡點？

於貴瑞：這個顧慮非常真實。我們的設計邏輯是“以確權促共享”。首先，數據論文的發表本身就確立了學術優先權——你的數據集通過同行評議正式出版，帶有時間戳和數字對象標識符，這就是你作為數據創造者的學術身份証。其次，我們致力促成“數據生產者—數據出版者—數據使用者”三方協同共贏的良性循環：使用者必須規范引用，引用將被追蹤記錄，記錄將轉化為可量化的學術影響力。當數據貢獻能被看見、被計量、被回報時，共享就不再是單向的付出，而是一種能帶來持續學術回報的戰略行為。

我們期待實現的願景是：讓每一份凝結著智慧與心血的高價值科學數據，都能被發現、被共享、被引用、被傳承，讓數據論文與產品成為連接科學家、連接學科、連接世界的新語言和新紐帶。這既是應對范式變革的必然選擇，也是為開放科學與人工智能賦能的科學發現、技術發明與工程創新，貢獻中國力量、中國產品與中國智慧的必由之路。（記者 崔興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