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重慶長安望江工業集團的一間會議室，一場特殊的答辯會在進行。南開大學卓越工程師學院2026屆博士研究生邵嵩、張勇分別帶來了地面無人車野外感知決策、地面無人集群協同方向的創新成果。從靜態展示、動態展示再到陳述報告，這場答辯會持續了4個多小時。6月17日，隨著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議通過，二人順利以實踐成果獲得工程博士學位。

從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申請成果基本要求相關文件，到學位法進一步明確依據，再到2026年畢業季全國多所高校陸續落地該項改革，首批以工程技術創新、實體裝備研發、行業技術改造、標准工藝革新等實踐成果順利畢業、獲評學位的工程碩博士改變了公眾對於“論文是申請學位硬前提”的看法。

研究生畢業不做論文，以實踐成果代替，如何保証培養質量？成果認定審核流程與傳統答辯有何不同？這一模式如何進一步推廣？面對這些疑問，記者進行了採訪。

聚焦需求，解決實踐場景真實痛點

“這段經歷太‘實’了，我面對的是真實的河流、真實的管網、真實的數據和真實的老百姓需求。”跑遍了廣東信宜18個鎮和2個街道辦，累計行程8萬余公裡，完成了4000多頁共計百萬字的調研報告，參與從摸查污染源、構建治理模式到開發智慧監管平台的全過程，帶著“人工智能驅動的流域水環境智慧監管系統構建與工程應用實踐成果”來到答辯現場的中山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博士生張心陽感慨。

“通俗地說，這套系統就是給一條河裝上了‘智慧大腦’。”張心陽向記者解釋，“過去流域治水往往是‘被動救火’——人力跑不過污染，數據跟不上變化，各部門的數據還互不相通，等發現水質超標時，污染已經發生了。通過綜合運用機器學習、大語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術，系統把水質監測、污染溯源、預警預測、決策支持全部整合到一個平台上，實現了‘污染源—管網—污水廠—河流—流域’全鏈條的智能化監管。”

如果說張心陽的成果是基於政府行政實踐的場景細節，佛山大學環境與化工學院碩士生劉樂樂則把精力用在了解決企業“現實痛點”上。面對污水廠提升泵耗電量大、調度主要依賴人工經驗的問題，劉樂樂基於污水廠已有的數字化平台運行數據，建立單泵能效模型和泵組協同優化模型，通過可視化平台給運行人員提供調度參考。“經過應用驗証，單泵指導階段平均節電率為4.80%，泵組協同尋優階段平均節電率達11.50%，節能效果經受住了實踐檢驗。”

“‘實踐成果替代論文’改革，本質上是對工程技術創新價值的重新認識和肯定。”劉樂樂的導師、佛山大學環境與化工學院教授郜玉楠表示，不少人可能存在認知誤區，認為隻有從0到1的基礎創新才是真正的創新，從1到100的工程化落地只是簡單的復制和推廣，“工程化落地同樣是一種高難度的創新。從實驗室的小試成果到工業化的大規模應用，需要解決材料穩定性、工藝可靠性、設備適配性、成本控制、安全生產、環保達標等一系列復雜問題，需要整合上下游產業鏈的資源，需要面對各種不可預見的現場挑戰，很多時候甚至比基礎研究更具挑戰性。”

常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徐高明認為，推動“實踐成果替代論文”授予學位，核心在於打破長期以來以學術論文為唯一標准的單一評價模式，構建更加多元、開放、面向真實問題解決能力的人才評價體系。“傳統學位評價以‘知識生產’為中心，強調理論創新與學術規范﹔改革后以‘問題解決’為中心，聚焦工程實踐中的真實痛點與產業技術瓶頸。這一轉變，有助於推動高校從‘學科邏輯’走向‘需求邏輯’，從‘為論文而研究’轉向‘為創新而實踐’。”徐高明表示，這不僅順應了高等工程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實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培養能夠解決復雜工程問題的高層次技術人才的關鍵舉措。

現場評鑒，考核工程判斷與系統解決能力

一篇論文認定學位，要經歷從開題到中期檢查再到答辯的流程，那麼一件實踐成果又該如何認定？

對此，郜玉楠向記者作了介紹：第一步是雙導師聯合開題，由校內導師、行業導師共同確定實踐成果的研究方案﹔第二步是過程管理，和論文的中期檢查類似，學校定期與企業對接項目進展情況，考核學生在項目中的參與貢獻、解決了哪些實際問題﹔第三步是畢業前三個月組織實踐成果鑒定會，對學生提交的實踐成果報告、軟件產品、發明專利以及企業應用情況進行審核和鑒定，其中專家成員有一半以上來自企業﹔第四步是答辯，重點展示產品的應用情況、獲得的現場運行數據以及給企業帶來的經濟效益，由專家們圍繞其在工程實踐中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方法重點提問﹔最后，答辯委員會根據實踐成果水平、實際貢獻和答辯表現，投票決定是否授予學位。

“和身邊寫傳統論文的同學相比，感覺研究過程周期更長，項目並不是做完實驗就結束，還要持續跟蹤現場運行效果，並且經常和企業導師、現場工程師、運行人員打交道。”讓劉樂樂印象最深的是數據治理過程。拿到百萬級別的數據后，他一時感覺“有點蒙”，不明白數據對應的異常情況到底是硬件導致的，還是數字化平台數據傳輸導致的。通過一次次與企業工程師溝通，到現場確定異常原因，他終於結合這些變量之間的物理關系構建出數據治理方案，把理論轉化成實際應用。

張心陽坦言，做成果相較寫論文，最大的差異在於“不確定性”。寫論文時，研究路線基本確定后，按計劃推進實驗、分析數據、撰寫論文即可，節奏相對可控﹔而做實踐成果，需要面對真實工程中的變量，天氣、政策、人為因素都會影響項目進度。“我的實驗數據是在河流裡、管網裡、暴雨夜裡跑出來的。”採訪中，他提到實踐成果鑒定現場的一個細節，專家組不是坐在會議室裡看文字，而是沿鑒江流域實地走訪了含章橋、竹山河、豐垌橋、高垌橋等斷面，看了無人監測船走航演示，考察了治理成效和平台運行情況，然后才召開鑒定會進行質詢評議。

“‘打磨’一件實踐成果，首先要建立工程思維。以前隻知道怎麼優化一個模型、提升一個指標，現在知道怎麼把技術嵌入一整個治理體系裡，從問題診斷、方案設計、技術攻關到落地驗証，形成一個完整的工程閉環。其次是鍛煉跨界溝通能力。不僅要跟導師討論技術方案，還要跟地方政府官員匯報治理對策、跟企業工程師對接產品需求、跟基層干部解釋技術原理，不同受眾需要不同的‘語言’，傳統論文訓練很難覆蓋。再次是應對不確定性。真實工程中充滿了計劃外的情況，面對暴雨內澇、數據異常，如何‘在混亂中找秩序’，是在實驗室中無法實現的。”回顧自身的成長，張心陽感觸很深。

徐高明認為，適合替代論文的實踐成果，應具備以下四項核心標准——真實性、創新性、實效性、規范性。對於工程碩博士而言，這類成果更突出工程判斷力與系統解決能力，考核方式更貼近其職業發展路徑。

拓展實施，還應明標准、強保障、擴合作

從目前各校實施情況看，已通過實踐成果認定專業學位的畢竟還屬少數。採訪中不少導師和專家也直言，在確保培養質量的同時拓展實施范圍，還面臨不少現實的困難和挑戰。

“一是觀念轉變難。不管是學校、導師還是學生，‘唯論文’的觀念根深蒂固。很多導師擔心不發論文會影響自己的職稱評審，很多學生擔心實踐成果的認可度不如論文高﹔二是校企協同難。很多企業覺得培養學生是高校的事，自己只是‘幫忙’，校企之間在成果歸屬、知識產權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矛盾﹔三是認定標准難統一。工程領域門類繁多，不同行業、不同方向的實踐成果形態千差萬別，有的是新工藝、新設備，有的是技術改造方案，有的是工程設計報告，很難用‘一刀切’的量化標准來衡量。這也導致了目前不同學校、不同專業之間的認定標准寬嚴不一，水平參差不齊。”郜玉楠表示。

“學校層面，應建立靈活適配的成果認定機制，組建由校內導師、企業專家、行業代表共同構成的評審委員會，並完善成果存檔、公開、追溯的制度保障。企業層面，應主動開放真實場景與工程數據，配備企業導師參與過程指導，並提供必要的試驗條件。社會層面，行業協會、標准化組織可將優秀實踐成果納入行業標准或技術推廣目錄，形成社會認可與激勵機制。”徐高明建議。

不少專家談道，在校企搭接、平台共享方面，政府、第三方社會機構可更多參與其中發揮作用。如，粵港澳大灣區（佛山）先進制造業國家卓越工程師創新研究院通過設立卓越工程師聯合培養綜合改革項目，提供相關經費支持，把高校、企業和政府的資源充分整合﹔廣東信宜市政府、水務局、生態環境局開放政務數據、協調各部門配合調研、支持平台部署和試用，這些都是劉樂樂、張心陽的成果得以“誕生”的重要條件。

“下一步應總結梳理、完善相關流程細則，打造實踐成果認定學位的標杆案例，向學校各院系、合作企業廣泛宣傳，增加學校導師、企業工程師的共識，提高幫助學生提煉成果的指導水平。”北京理工大學卓越工程師學院常務副院長王軍政表示，“成果提煉得好、創新度高，導師指導有成就，企業參與有效益，就能形成良性循環。”

中山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孫連鵬表示，今后應在制度體系方面進一步提供支持保障，讓更多的學生帶著專業所學走出校園，走到千行百業的廣闊實踐場景中，“既可以一直在實踐中深耕，也可以把實踐中發現的問題、階段性成果帶回實驗室，最終再帶到實踐中去”。

（記者 周世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