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之時，諸多現實問題層層交織，考驗著人類文明前行的定力與智慧。當現實難題愈發復雜，當未來圖景充滿不確定性，回望人類的古典文明傳統，便不再是懷舊的姿態，而是人類文明自我更新的必然選擇。如何從古典文明的歷史深處汲取智慧，以應對全球性的文明危機，已成為時代賦予中國古典學人的重大命題。破解現代性困境、彌合文明分歧、重塑全球文明秩序，最踏實的路徑之一便是重返古典文明精神原鄉，深耕古典學這一貫通古今、融匯中西的根基性學問，構建中西合璧、兼容並包的現代古典學體系。畢竟，古典學並非僅僅是書齋裡的文獻考據與田野裡的考古發掘，更是承載文明根脈、凝練精神價值、校准文明航向的基礎性人文學科之一。

為了更好地理解古典學之於人類文明前途命運的深遠意義，進而認識新時代古典學的歷史使命，今天的我們有必要回想上一個百年大變局給西方學人的文明意識所帶來的沖擊。二十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一舉擊碎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優越”迷夢。戰爭落幕僅僅兩年（1920年），32歲的英國學人湯因比便立志研究人類五千年來的文明興衰，通過撰寫多卷本《歷史研究》為戰后構建國際和平秩序尋找方案。而在戰爭爆發之初（1915年），湯因比曾發表過《民族性與戰爭》一書，論析歐洲的新一輪國際地緣政治沖突。在結尾時他還提到，中國雖然仍處於千年的沉睡之中，但“她的四肢已經恢復運動能力”，以至於可以說，“下一個世紀的世界政治的根本因素”將是中國與西方文明之間的競爭。那個時候，年輕的湯因比明顯還帶有大英帝國主義的文明意識。湯因比自1920年代末開始動筆撰寫十卷本《歷史研究》，1939年“二戰”爆發時僅完成前六卷，后四卷直至戰后十年方才殺青。這部巨著跳出編年敘事，以全球視野考察諸文明生長興衰，直指文明崩塌的根本不在外敵入侵、環境失衡，而在人類文明的擔綱者階層的精神退化、價值迷失、德性淪喪。到了1970年代，湯因比看到，人類雖然“在技術層面上變得真正世界性了”，但在政治層面上卻“分裂為越來越多的主權獨立的國家”，而這顯然是近五百年來“西方一系列分立而競爭的地區性國家”相互撕扯的產物。

湯因比基於自己的世界文明史研究，相信人類文明在“政治上的分裂乃是西方化進程給全球政治地圖帶來的重要影響”。與此同時，通過對世界各文明傳統的深入研究，湯因比發現了中國這個“大一統國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獨特性：早在公元前三世紀，這個多民族共同體就“消除了諸侯割據的局面，並在此后的多數時間內給中國帶來了統一、和平與秩序”。新中國成立后，湯因比看到，這個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古國，已經成功“轉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追求和平共處文明理念的大國”。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年輕時把中國的復興視為“威脅”的看法完全錯了。從此，他相信新中國將比西方大國更好地為構建人類文明的和平未來作出貢獻。他甚至明確提出，若把“建立一個世界性政治組織”的“主動權交到中國手上”，這也許“將成為人類避免終極性自我毀滅的唯一選擇”。

湯因比的觀點不是無根之談，而是基於他對人類五千年文明史的深入考察和研究。當今西方學界的全球史學派也承認，若要縷述從“人類史的開端至公元600年”的古典文明時期的史著，就不得不“更詳細地對希臘—羅馬和中國文明的史著著墨，因為就尚存作品的數量和史學在某種程度上作為獨特的體裁出現的方面而言，這兩種文明在古代世界擁有最發達的史學傳統”。其實，遠不僅是史書如此，就整個人類古典文明時代的傳世典籍而言，同樣如此。

湯因比臨終前兩年（1973年）出版了他的編年體世界史著《人類與大地母親》，他在序言中寫道：1897年的時候，西方的史學家會覺得，“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優勢似乎將會永世長存”，而到了1973年，人們雖然“仍能感覺到西方在世界范圍內的優勢之史無前例”，但似乎又不免感到，“這種優勢也將像從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羅馬人、希臘人、波斯人、亞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規模稍小些的世界優勢那樣轉瞬即逝”——在這一連串列舉中，湯因比沒有提到中國人，因為世界歷史中的中華文明不在此列。我們不得不說，湯因比作為對世界文明史有深切認識的歷史學家已經預感到，古老的中國文明即將迎來偉大復興。因為他繼續說，“如果西方的優勢只是曇花一現，人們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整個歷史功德圓滿的結局，歷史的范圍也就不能僅限於西方文明的履歷”。

湯因比的這段臨終之言多少帶有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的意味，或者說湯因比看待人類文明未來的視角更貼近古典史學，甚至與我國儒家公羊學派心系天下興衰、追求萬世太平的精神高度契合。湯因比用古典學養看待人類的現代歷史，引領他的史學意識的是三位古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以及珀律比俄斯。他並不認為“仰慕和效法古人”會有礙對現代文明及其未來的認識。正因為如此，湯因比的世界史觀才沒有丟失荷馬式的眼光，即注重辨識不同文明體的政治德性。他才會擺脫西方現代文明的偏見，既看到中國傳統文明的獨特性，也期許新中國能為人類文明的未來提供建設性保障。正是基於這種對世界文明大歷史的理解，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斷言，過去五百年西方現代文明的優勢因自身的德性痼疾而必然走向沒落，但不能因此認為“將來不會出現新的文明”。

湯因比的世界文明史論給我們的啟發是，人類古典文明時期的精神智慧凝聚著人類對宇宙、社會與人性的認知，是文明永續發展的核心基石。各大古典文明並非彼此隔絕，而是內在蘊含價值相通、命運與共的深層關聯，天然契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邏輯。古典傳統一旦弱化斷裂，必然引發價值失序、治理失能、文明沖突加劇。古典學者天然肩負文明守護者使命：守護古典根脈，傳承經典義理，抵御地緣政治對文明傳承發展的沖擊，化解高科技時代人文空心化風險，為人類守住歷史記憶、錨定未來航向。

對我們中國的古典學人而言，構建中西合璧的現代古典學，是不容推卸的時代使命與歷史責任。當下中西古今之爭懸而未決，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如何融通，成為思想界重要命題。中西合璧的古典學絕非簡單照搬西方古典學傳統，而是以中華古典學為主體，融通西方古典學的方法與思想精華，貫通古今文脈、聯結中西根脈的根基性學問。既堅守中國文明傳統的天人合一、天下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又深入研究西方古典文明，厘清其思想源流與發展脈絡，為我們自身的文明建設提供有益參考。

湯因比清楚知道，現代世界史主要是現代歐洲大國相繼興起時“爭奪權力的全球斗爭”的經歷，非歐洲的政治單位只是不斷被卷入這場“全球斗爭”罷了。如果“歐洲中心主義”指的是現代世界的形成歷程本身，那麼，這是一個誰都得承認的歷史事實。畢竟，歐洲的現代成長確實形塑了整個現代的形貌，問題僅僅在於，人們對如何看待這一世界歷史大事件產生了數不盡的歧見。湯因比的世紀性思考為我們提供了借鑒：返回古典文明的核心智慧，將是我們走出歷史歧見的唯一路徑，因為，描畫人類文明的未來底色，離不了古典文明的視野和智慧。這些古典智慧凝練了人類對世界、社會與自我的認知，是文明永續發展的核心基石。諸多古典文明足以証明人類文明政體之間存在著一種深刻的關聯性，即以文明方式在政治上結合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聯性。在這個文明世界裡，古典文明傳統的消失或減弱，定然會影響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品質。因此，古典學者要做人類文明的守護者，守護傳承古典文明的根脈，使其不僅免受現實政治沖突的威脅，也避免由於高科技的快速發展而導致人類文明的解體，為人類守護文明的過去，也形塑文明的未來。對於中國的古典學人來說，構建和發展中西合璧的古典學，不僅是我們的時代使命，也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作者：劉小楓，系中央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