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劉知幾《史通·覈才》言：“欲稱良史，須是文而不麗，質而不野，博而非蕪，省而非缺，文而又約，質而能文，此所謂文潔也。”是說，好的史著，應有文採而不浮艷，質朴而不粗俗，征引廣博而不蕪雜，文筆簡潔而不遺漏要義，文採與簡潔、質朴與典雅高度統一即文質相宜，這就是“文潔”。

“文潔”是一個經典的概念。它是對“良史”之著作的要求，也是對其文風的要求。劉知幾之言雖是史學批評，但其核心精神適用於文學等諸多學科的著作和文章。

“潔”者淨也。所謂“文潔”，即文章著作要語言簡練精粹，能以簡馭繁以少總多，從而達到言約意豐、文近旨遙的境界。大凡文化經典多為“文潔”者。老子《道德經》區區五千言，《論語》不到兩萬字，成為代表東方智慧影響深遠的思想寶庫。蘇軾《承天寺夜游》短短84字，形象地展現了澄澈空明的意境、含蘊深邃的哲理和作者在逆境中活出遼闊綻放異彩的超然人格，堪稱中國古典散文的“神品”。並不是說文章和著作越短越好，曹雪芹10年心血撰成的《紅樓夢》近百萬字是享譽世界的文學經典，完全符合劉知幾“文潔”的標准。無論長短，只要“文潔”就是“良著”。

當下，有的文章本來一千字可以說明問題卻生拉硬扯出幾千字的長文，正如劉勰所批評的“瘠義肥辭”“繁雜失統”。有人一年撰成幾十萬乃至百萬字的著作，試問：其中究竟有多少有益學術、有益社會、有益人類文明的干貨？此是文風之弊，也是“量化考核”的時弊。倡興“文潔”，或可補救一二。

（作者：張學鬆，系廣州理工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