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出生在河南輝縣的一個普通農家。從小在農村長大，求學之路，始於鄉村。小學和初中，我就讀於村辦學校，給我們授課的都是學歷不高卻極為負責的民辦老師。

記得那時，小學語文老師時常把我叫到辦公室面批作文，告訴我怎麼開頭、結尾，如何遣詞造句﹔初中數學老師是個庄稼漢，當我帶著難題請教他時，哪怕他正干著農活，也會放下農具，順手找一根小木棍在地上寫寫畫畫，循循善誘，直到我把問題搞明白……這些扎根鄉土的老師，他們一絲不苟的教學態度、無私付出的奉獻精神，深深影響著我、激勵著我。

1986年，我考上河南師范大學政教系政教專業，因為年齡偏大，我格外珍惜學習機會。必修的《資本論》課程，讓我與政治經濟學結下不解之緣。劉玉珂老師逐篇、逐章、逐節講授《資本論》第一卷，深入淺出，風趣生動，把抽象的理論講得明白透徹，激發了我學習政治經濟學的濃厚興趣。

可對初入學術殿堂的我來說，面對《資本論》這樣的鴻篇巨制，讀起來非常吃力。於是，我在圖書館閱讀多部解讀《資本論》的著作。最喜歡的是陳征先生的《〈資本論〉解說》，這是全國最早解讀《資本論》全三卷的著作，140余萬言，讀后對原著的理解有種通透的感覺。《〈資本論〉解說》仿佛一盞明燈，引領我走上了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路，讓我在學理上接受、信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自內心折服於原著的偉力和魅力。

大學畢業后，我被學校推薦到河南大學經濟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師從周守正、許興亞，他們對《資本論》研究造詣極深。3年的文本學習，讓我進一步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立場、基本方法和基本原理的認知。

1993年，我考取了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師從陳征和吳宣恭，授課的還有胡培兆，他們堪稱一代學術大家。陳老師一輩子重點研究《資本論》，吳老師重點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特別是產權理論。他們都採用研討式教學，提前布置研討題目，學生發言，老師點評，師生互動，相互啟發。

1996年博士畢業后，我進入中央黨校工作，先是被派往山東濟寧新兗鎮參加基層鍛煉。雖然時間不長，可我卻初步認識了快速轉型的鄉村狀況，了解了農民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這段寶貴經歷讓我初步接觸了社會，對以后的教學、科研都很有幫助。

中央黨校是培訓黨的中高級干部的最高學府，擔負著為黨育才、為黨獻策的重任。培訓對象來自各部門各地區，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這在客觀上對授課教師提出了更高要求——既需要有深厚的學術積澱和高度的概括能力，還需要了解歷史特別是黨史，熟諳實際，要對學員關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有充分研究，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

教學的特殊性，決定了教員必須深入調研，了解情況，既要讀萬卷書，也要行萬裡路。我每每寫論文遇到困惑時，就會到實踐中找答案。調研方式多種多樣，可能是有組織的調研，深入社區、農村、工廠、學校等考察座談﹔可能是利用節假日，在走親訪友、旅行觀光中了解社情民意﹔還可能是利用課間與學員交談了解情況……隻有多多走進社會“大課堂”，勤接地氣，才能真切感知經濟社會實際運行狀況、人民群眾所思所盼所憂，才能把鮮活的思想講鮮活，把徹底的理論講徹底。

從教30年，我既感榮幸，又常覺壓力。品讀經典、深入調研、勤於寫作，是我始終如一的治學習慣。

品讀經典，猶如穿越千年的相遇，與古聖先賢促膝交談，聆聽教誨，滋潤心性。

我主要讀三方面的經典：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隻有反復品讀，從中真正體悟馬克思主義大本大源，才能更為深入地搞清楚黨的創新理論的思想之源，深刻領會蘊含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道理學理哲理，找准做學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二是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從《詩經》《楚辭》到“四書”，從《史記》《資治通鑒》到《貞觀政要》，從唐詩宋詞元曲到明清小說，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世、待人接物、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三是外國經典著作，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等，都是思考和研究當時當地社會突出矛盾和問題的結果，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讀書要思考，所謂“為學之道，必本於思”。品讀經典要讀活書而不能讀死書，要在閱讀中思考、品味、咂摸，在理解中把握其精神要義，在理論比較中鑒別長短，在聯系實際中領悟當代價值。就我個人來說，還要筆不離書，隨時將思想火花留作旁白，閱畢或長或短做一小結，把書中道理與現實問題相結合……

（作者：趙振華，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記者張勝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