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至今，青海“秦刻石”的討論從專業領域出圈，成為“現象級文化事件”。我是歷史考古領域的外行，但作為一名高校人文社科教師，深感這場爭鳴如同一場生動的思想實驗，映照出學術激蕩下的思想之光。

爭鳴展現了“多重証據法”的當代實踐，可謂一次學術方法的公開展示。面對一方刻石，科技考古分析細微痕跡，証明其刊刻年代﹔歷史學者鉤沉歷史資料，尋找文獻信息﹔文字學家比對字形含義，論証時代特征……這種自然科學與人文考據的融合，通過媒體生動呈現，讓公眾看到，重大發現是“多本書”與“實驗室數據”的共鳴。這本身即在傳播一種重証據、重邏輯、重跨學科的現代科學精神。

公眾的濃厚興趣，折射出普遍的文明自信。刻石撬動了人們對兩千多年前中華文明圖景的想象：秦朝的西向探索，基於哪些條件？古老的“昆侖”，究竟蘊含哪些歷史文化？秦始皇尋求長生藥的過程中，體現出秦代的哪些制度特點？這種熱情表明，學術一旦觸及本民族的文明敘事，便能引發廣泛而深刻的公眾共鳴。

從我的工作角度說，爭鳴為思政教育提供了珍貴的“現實案例”。在我們的思政課堂上，“實証精神”“歷史邏輯”等概念，可借此變得可觸可感。我們可以與學生探討：一個歷史論斷需要怎樣的証據鏈條？學術爭議又如何推動認知深入？這塊石頭成為連接古今、溝通學術與課堂的橋梁，讓理論教學扎根於滾燙的實踐。

我珍視這場爭鳴所開啟的公共對話空間。專業學術有通向公眾的路徑，而社會的關注又反哺學術以熱忱。“昆侖石刻”學術爭鳴中所展現的理性、開放與跨學科的學術精神，已為社會上了一堂深刻而生動的“公共課”，這與考古發現同樣珍貴。

（作者：楊雨帆，系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