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師是否應實行“坐班制”？這一問題一再引發熱議。支持方認為，教師坐班有助於規范管理、促進師生互動﹔持反對意見者認為，此舉易導致科研時間碎片化，與學術工作所需的自主、彈性相悖。這一問題的實質，在於高校該如何構建既保障教學質量，又尊重學術規律的管理模式，如何在“有序管理”與“學術自主”之間找到平衡點。本期，我們為您深度解析。

夜色深沉，時鐘指針已滑過九點，江蘇某高校校園重歸寂靜，人文樓的一間辦公室裡卻依舊亮著燈。李老師關上電腦，揉了揉酸澀的眼睛。對他而言，這種“早九晚九”的節奏，自學校推行教師“坐班制”以來已成為常態。除了備好課、做好研究，他還有填不完的表格、處理不完的學生事務，原本的整塊時間被切碎了。“感覺自己越來越像行政管理人員，而教學科研好像變成了附屬品。”

大學教師要不要“坐班”？高校又該如何更好地激發教師從事教學與科研的內生動力？

高校教師坐班可“分類施策”

所謂“教師坐班”，指的是很多教學崗位的中青年老師，除了教學科研之外，也要像行政老師一樣“朝九晚五”，形成事實上的“一人雙崗”。一直以來，高校教師可以自主安排研究、教學與思考、寫作的時間，是社會公眾對其職業特征的普遍認知。當這一傳統被打破，便引起了熱議。

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李名梁發現，相較於“雙一流”高校，採取教師“坐班制”的更多是新建院校、民辦高校、專科院校與“雙非”院校。此要求覆蓋的教師群體，主要集中於中青年教師。

為何如此？

溫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程偉分析，這些高校推行教師“坐班制”，主要基於三方面的現實考量。“首先，是規范過程管理。希望通過對教師固定的考勤規范工作流程，提升效率。其次，是控制管理成本。在當前高校管理人員不足、編制有限的背景下，讓中青年教師‘雙肩挑’，兼任行政事務，被視為一種降低成本的現實選擇。再者，是為了強化師生互動，旨在解決‘課后失聯’問題。希望通過制度引導教師將更多時間精力投入教學與學生指導，以期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華東師范大學國家教育宏觀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員盧威注意到，從公開信息看，各校推行坐班的理由多樣：對於“雙肩挑”教師，是為了方便處理行政事務﹔對於未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可能是為了便於開展理論學習或教研活動﹔面向新進教師進行規定的，是為了培養這些老師的責任心、服務意識，幫助其快速熟悉工作、融入集體。他強調：“對不同崗位教師，應採取不同管理方式，如對於‘雙肩挑’教師，適當‘坐班’顯然必要，但是對於未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則應在管理上給他們以更大的自由度和靈活性。”

在李名梁看來，站在高等教育管理角度，高校教師工作具有創新性、靈感驅動性，需要自主支配時間，如果將教師“坐班制”作為一項普遍、剛性制度加以推行，是管理思維的“懶政”，與高校教師工作本質規律相悖﹔但作為一種針對特定群體、特定階段的彈性安排，則可以成為輔助教師發展和保障教學質量的工具。

知識生產、科技創新離不開“閑逸的好奇”

“熱烈的討論，正說明了這一制度本身利弊互見。”程偉告訴記者，有利的方面，在於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規范教學秩序，促進師生面對面交流，增加教師間的合作機會。然而，如果不顧教師實際情況“一刀切”推行，則忽視了高校教師工作需要自主性與靈活性的特點，存在明顯弊端：“有研究顯示，坐班使得教師的有效科研時間減少，學術產出效率降低，並干擾了中青年教師的職業定位，可能會造成人才資源的錯配與浪費。”

李名梁將爭議的焦點提煉為：究竟應如何定義、評價和保障高校教師的有效工作？他認為，用標准化、過程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去強行介入一個以創造力、自主性和不確定性為內核的學術生產活動，其合理性需要進一步論証。

“這種管理可能初衷積極，但若忽視學術工作特殊性，極易引發新矛盾。”李名梁坦陳，對於新入職教師，適度“坐班”或許有助於其快速適應﹔對於需要緊密協作的團隊，固定在校時間也可能促進交流。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一刀切”還是“分類施策”。“教師從事學術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和深度思考，需要大塊且不受干擾的‘沉浸時間’和因靈感而異的彈性作息，而坐班會導致時間碎片化，擠壓核心教學與科研時間，長期持續必然會影響學校的學術競爭力。”

高等教育學奠基人、美國社會學家伯頓·克拉克在其名作《高等教育系統》中指出，由於發現知識是一項探索未知世界和不確定事務的工作，要通過常規組織機構對其加以系統化是很困難的……如果教授要獨立思考和享有創造的自由，就無理由對他們實行必須定點定時坐班制。盧威引用觀點和數據，進一步揭示出高校教師本就超負荷的工作現狀：一項面向我國437名高校教師的問卷調查顯示，高校教師周工作時間為52.3小時，教師平均每周深夜工作時間約11小時，佔周工作時間的22%。

“知識生產、科技創新需要‘閑逸的好奇’，但繁重的‘雜活’卻使不少教師疲於做‘倉皇的學問’。”盧威的總結，道出了一些教師的無奈與困境。

管理模式從“剛性管控”轉向“精准服務”

坐班與否的表象之下，是高校管理模式如何更好地適配教師發展與學術生產規律的時代命題。“關鍵是構建一個‘以信任為基礎，以服務為核心，以發展為旨歸’的高校管理模式，有效形成‘有力度’的績效體系與‘有溫度’的人文環境相融合的教育生態。”李名梁表示。

他指出，高校管理部門的角色應從“管理者”轉變為“服務者”和“協調者”，通過培養高效專業的行政團隊、大力推動數字化建設，切實為教師減負。同時，高校可嘗試推行“分類分層”的彈性工作制。“比如，按崗位分類管理，或者按職稱、年齡、學科差異化管理。明確區分教學為主型、教學科研並重型、科研為主型、社會服務型等不同崗位，制定差異化的工作時間要求。教學為主型可安排更多固定在校時間用於指導學生﹔科研為主型則應保障其自主科研的時間。”

程偉對此表示贊同。他建議，應推動高校管理模式從“剛性管控”向“精准服務”轉變，實施分流與差異化管理。比如，研究型大學應保障教師的學術自主時間﹔應用型、技能型大學可因校制宜，設定合理的在校時間，用以指導學生學習和實訓。

“高校需建立一套契合知識活動內在邏輯與教師工作性質的管理方式。”盧威特別強調了高校內部學術與行政兩種活動存在差異性，管理者應認識並充分尊重這種差異性，不能簡單地用“一刀切”的行政邏輯限制學術活動。

“此外，當高校制定有關教師管理的制度和規則時，有必要充分征求教師的意見建議，這樣制定出來的規則才能更加貼合實際、更具有可行性。”他還建議。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高校應深化評價體系改革，引導教師回歸主業。在我看來，理想的制度設計，旨在服務教學科研核心任務，考核應聚焦於教師的教學效果、科研成果等實際貢獻，而非單純地看‘在崗時長’。”李名梁說。

（記者 晉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