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是否存在分野？經典的兒童文學何以具有跨越時空的文學魅力？本期“學術爭鳴”，我們繼續討論“兒童文學是否具有特殊性”這一議題。學者章文以童話體裁為例展開闡釋，分析了中國傳統童書歷史以及西方童話的創作與譯介，認為經典童話消弭了成人與兒童間的閱讀界限，其文學內核超越時空與國界，是人類共同的精神遺產﹔學者吳翔宇認為，重申兒童文學的特殊性，是為了重建文學性與思想性融合發展的知識體系，確認“兒童文學之為兒童文學”的本體，兒童文學是啟蒙讀者、傳播知識和建構兒童身份的推手。兩位學者都認為，兒童文學並不是一種降維寫作，真正優秀的兒童文學是超越年齡、老少皆宜的。

在文學的大家庭中，兒童文學以其明確的“兒童”指向性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類型。作為現代知識的有機組成部分，兒童文學的特殊性體現在它是由兒童讀者所定義的“知識集”。從表面上看，兒童文學作品並不直接提供或刻意展現事實知識，但其傳達的社會、審美、情境、實踐等知識卻潛移默化地助益兒童讀者了解世界。無論是“發現兒童”，還是“發明兒童文學”，都是人類文明演進的表現。由此來看，兒童文學既不是簡單的文學，也不是降低標准的文學，而是有高度且有難度的文學。

由於兒童讀者的特殊性，兒童文學曾一度被視為“淺思想”或“保守”的簡單文學。在西方學界甚至出現過“不合適討論兒童文學思想”的誤識。顯然，這些看法不僅將兒童文學特有的文本形式與思想內涵混淆在一起，而且無視了兒童文學的發生邏輯和機理。事實上，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無思想的文學，思想介入恰是兒童文學的發生機制。道理很簡單，思想是人類認識和建構世界的手段，如果沒有出現關於兒童的現代思想，兒童文學也將難以出場。

兒童文學具有輕逸的美學特質，其作者承擔著“輕”與“重”兩個向度的寫作任務，過重或過輕都無法保持兒童文學思想與藝術的平衡。受文學反映論和文學社會學等方法的負面影響，兒童文學曾負載過沉重的思想重量，當這種思想過剩甚至被推至極端時，它就成為特定思想的腳注。與此同時，為了追求和釋放幻想力，一些兒童文學作品中出現了幻想與現實倒置的現象，這又跌入了文化失重或低俗化的泥潭。因此，重申兒童文學的特性不是以拒斥思想性為代價的，也不是以此表明它是思想設限的文學，而是為了重建文學性與思想性融合發展的知識體系，確認“兒童文學之為兒童文學”的本體。

歸結起來，人們對於兒童文學的思想有簡化、窄化和弱化三種偏見。根本原因在於人們曲解了兒童文學的概念，降格了兒童文學本有的精神品性。作為“人之初”的文學，兒童文學參與人類文明進程的價值不容低估，我們更不能武斷地將其視為一種單獨的亞文化。尋繹文明史不難發現，將兒童作為文明符碼來做情感、經濟投資是一種現代現象，兒童文學的出現就是人類社會對兒童“文學投資”的具體表現，在描述兒童或為兒童創作的文本中，可洞見文明演變的脈息。可以這樣說，兒童文學既是文明的載體，又構建了文明的形式。從文明進程看，兒童主體性的確立無異於一場思想革命，它是兒童文學發生的必要條件，而兒童文學的發生又正向推動了兒童的文化塑造工程。

在學術史上，除了思想受到貶抑，兒童文學語言也曾被視為“淺語”的代名詞，烙上了“小兒科”的刻板印象。於是，那些有深度的語言自然被排斥於兒童文學的話語系統之外。從結構的層次看，兒童文學有幼兒文學、童年文學和少年文學之別，處於兩端的幼兒文學和少年文學的語言差異最大。如果說幼兒文學的語言淺顯、易懂，這符合常理，但少年文學的語言更接近成人文學，遠非淺語所能概括。更何況，語言的深淺或難易，並非區分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標尺。在閱讀兒童文學作品時，兒童更容易接受淺語而非晦澀難懂的語句，淺語有助於讀者更順利地進入故事情境之中。但淺語不等於手段的欺騙或智力的稀釋，恰恰相反，它是加拿大學者佩裡·諾德曼所說的“聰明的方式”。因為淺語只是表象，其背后隱藏著沒有說出的復雜內涵需要兒童讀者去領悟。要創作淺語的文學，成人作家必須跨越身份來體驗童年，並實現與兒童真正的交流和溝通。曹文軒認為這種“就低”本身就是一種有難度的藝術。成人作家一方面要顧及兒童讀者的語言接受水平，另一方面還不能喪失成人自身的主體性。

成人文學無須考慮語言主體的問題，但兒童文學卻不一樣，它必須廓清“誰來表述”和“向誰表述”的語言主體問題。作為兒童文學的創作主體，成人作家的語言無法替代和等同於兒童語言，而兒童又無法取代成人成為創作者，由此牽引出“為兒童”還是“為成人”的兩難問題，這種語言主體的結構錯位恰是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語言的本質差別。為了創作，成人作家必須藝術性地處理兩代人的語言轉換，那種生硬的“俯就”或機械的“仿作”無法實現代際間的語言溝通，所創作出的兒童文學作品也難以讓兒童真正喜聞樂見。

追本溯源，造成矮化兒童文學的根由在於人們把兒童想象得太小，曲解了兒童文學在人一生中所發揮的作用。從發生學角度看，兒童本位論助力了兒童文學的發生，但由於過分強調兒童的特殊性，在強化“兒童是兒童”的旨趣時拉開了其與成人的距離，制造了兒童與成人絕對二分的理論偏狹。同樣的道理，為了衛護主體性，一些人力圖在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劃分無法逾越的界限，結果將兒童文學導向了自我封閉的境地。這種不加辨析的區隔不僅降格了兒童文學的學科地位，而且放逐了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共同參與文明進程的社會功能。

事實上，兒童文學並非“小兒科”，恰恰是“大文學”。這裡的“大”主要體現在意義重大、寫作起來難度大兩方面。兒童文學並不拒斥人和世界復雜關系的宏大命題。在發生之初，兒童文學被教育性捆綁，兒童讀物多被視為教育讀物。因此，兒童與成人的等級就產生了，兒童被設定為沉默的被書寫者。無論是文本中的兒童，還是兒童讀者，都不參與兒童文學的知識生產與文本的意義協商。由於兒童意識形態的空泛性，使得成人作家的權力得到了極大的伸張。不過，盡管兒童話語權力遭到弱化而隱匿，但是作為知識生產者的成人還是不能罔顧兒童的存在，否則兒童文學的知識屬性將無法得到確認。畢竟兒童文學的特殊性並不限於內容或形式層面，而主要在於其知識生產的結構和方式上。

在討論兒童文學的特性時，英國學者彼得·亨特認為兒童文學盡管屬於“文化邊陲族群”，但它最大的優勢是不會淪為其他族群的“私產”。從這種意義上看，兒童文學並非成人“降維”寫作的產物，它是啟蒙讀者、傳播知識和建構兒童身份的推手。真正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不會在思想和藝術上設限，它是超越年齡且老少皆宜的。說到底，兒童文學隸屬於文學門類，理應具備一般文學的共性，我們不能為了彰顯兒童文學的特性而忽視其與成人文學的共性。在人類的文學系統中，兒童文學不是成人文學的副本或微縮版，兩者是相互融通的整體，共同致力於人類童年生命完整形態的展現。那種標榜主體性而盲目區隔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做法，隻會釀成銷蝕兒童文學特性的后果。為此，我們需要呼喚兒童文學崇高的文化精神，跳脫簡單文學的思維誤區，為服務兒童的全面發展貢獻更大力量。

（作者：吳翔宇，系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學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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