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技術不斷涌現，相關應用不斷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當下，應該如何理解技術？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考古學領域往往將技術視為一種“手段”。然而，近幾十年的研究讓學界看到，技術並非如此簡單。它被重新理解為一種嵌入社會生活的實踐，是由記憶、傳統與群體經驗共同塑造的一系列選擇。技術不僅關乎效率，也關乎價值、文化與社會結構等。

　　 不久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與國家文物局共同主辦的第六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海”，以“技術、社會與考古學”為主題，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共同探討技術、社會與文化之間的多重關聯，為技術如何塑造古代社會、又將如何塑造未來，提供了來自考古學的觀察與思考。

　　作為適應手段的技術

　　 當人類面對環境的變動尤其是自然環境的劇烈變化時，會有怎樣的反應？來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學家，試圖通過觀察過去千萬年間人類社會的灌溉系統、梯田工程、輪耕方式、治水設施及遷徙策略，來回答“技術”是如何幫助人類在不穩定的環境與氣候中生存的。

　　 來自美國緬因大學的學者丹尼爾·桑德韋斯等，利用秘魯海岸線沿線的考古記錄，對約5800年以來厄爾尼諾現象出現在東部太平洋的頻率，以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面對厄爾尼諾帶來的自然災害，古代秘魯人並不是被動接受，而是積極主動尋求應對策略。例如，在距今約4500至3600年間，秘魯北部一處新石器時代早期聚落旁，就出現了攔沙壩——它的功能是攔截厄爾尼諾帶來的洪水引發的泥石流。對這個聚落地層的發掘與研究進一步証明，在更早的時期，那裡的確受到了泥石流災害的破壞。

　　 長期以來，中亞的中世紀歷史一直被描繪為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之間的互動。在傳統觀念中，草原與高地上的游牧文化通常沒有城市。然而，近年來，由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國家考古中心和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等機構聯合開展的研究發現，在中亞高海拔地區，存在過規模較大、具有防御工事的城市綜合體。

　　 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圖貢布拉克遺址，考古學家們不僅發現了設防土丘、大型城牆、密集建筑、道路、結構性梯田，以及多種工程設施，還發現遺址外圈存在更為廣泛的外部防御系統，所圍合的城市范圍不少於120公頃。對遺址一處城牆的試掘証明，該區域的使用時間為6世紀中葉至11世紀末。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施勁鬆表示：“耐寒作物、山地工程和商旅通道，讓那些曾經被視為邊緣的地方，成了人們生活的中心。”這一重要發現，或將更改中亞史的書寫方式。

　　 “技術與價值、知識與合作，共同構成了人類社會適應環境變化的韌性基礎。”施勁鬆如是說。

　　作為生產工藝的技術

　　 論壇上，多位學者聚焦陶器、冶金、紡織、石器等物品的生產技術，揭示在技術的引領下，人類社會如何組織勞動、傳遞知識、賦予器物以意義。

　　 在中國，銅鏡鑄造擁有悠久的歷史——早在4000多年前的齊家文化中就發現了銅鏡。后來歷經多個朝代，至漢代，形成了中國古代銅鏡發展歷史上的一個高峰。

　　 “為什麼要對漢代銅鏡進行研究？不僅因為它們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被大量使用，還緣於它們擁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體現了當時的銅鑄工藝、審美意趣、民俗信仰以及對外交流情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白雲翔介紹。在對山東臨淄齊國故城出土的漢代“鏡范”進行研究后，白雲翔對漢代銅鏡的材質、顏色、形狀、結構、燒制溫度、紋樣等進行了詳細梳理。

　　 來自俄羅斯莫斯科國家歷史博物館的研究員娜塔莉亞·施史莉娜，對青銅時代歐亞草原與高加索地區的紡織技術進行了比較研究。她發現，在北高加索距今5500至5000年前的邁科普遺址中，當地人已經種植了亞麻，並掌握了麻的紡織技術，之后隨著邁科普人的消失，麻布生產也隨之消失﹔在南高加索地區，麻布生產持續到了4000年前，直到羊毛織物出現。而在四五千年前的歐亞草原地區，沒有發現麻的遺存，但當地人利用野生韌皮纖維和編結技術，發展出了成熟的工藝體系。

　　 與會專家一致認為，在手工技術、產業與社會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互動關系，而互動的具體方式如何，是今后手工業考古研究的方向之一。

　　作為社會變革力量的技術

　　 作為文明發展的載體，青銅器歷來為業界所重視。那麼，青銅技術的進步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有著怎樣的關聯？

　　 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執行院長李琴看來：“青銅器最初是作為一種生產工具出現，然后成為武器。在早期國家形成后，又成為祭祀儀式中與‘神靈’溝通的媒介，即禮器。青銅技術廣泛傳播和社會分工細化之后，青銅器具備了貨幣屬性，也推動了地區之間貿易網絡的形成。例如，古希臘就通過青銅器和古埃及、兩河流域地區進行貿易，中國商周的青銅運輸網絡促進了南北技術和文化的交流。”

　　 青銅器並非孤立的技術突破，它的技術迭代與社會需求深度耦合，既體現了人類對自然掌控力的躍遷，也折射了社會結構、權力形態與經濟模式的變革，李琴這樣分析。

　　 與青銅器類似，瓷器的生產同樣影響了城鎮化和社會變革的方向。

　　 在對江西景德鎮詹家下弄和劉家下弄的清代街區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之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睿初步弄清了城市道路的位置、形制及沿革，實証了清代以來景德鎮鎮區南部存在大型城市排水設施。

　　 “瓷業的發展，需要解決污水、廢水的排放問題。明末清初，當地沿自然溝溪修建了一些不同規模的零散下水道和窨井。清代中期，零散的下水道被連接起來。清末至民國，形成了兩條總長3.3公裡的排水道，其中一條較大的，自蓮花塘從北向南，至劉家下弄入長江，全長2.2公裡。”王睿介紹。

　　 逾千年的瓷業，塑造了景德鎮的形貌，形成了當地以明代御器廠、清代御窯廠為核心，西至昌江東岸多條東西向道路次第排布、東西兩側各有一條南北向主干道貫通鎮區的城市格局。

　　 透過論壇不難發現，技術從來就不是冰冷的工具或僵硬的步驟，而是一種文化的、認知的、倫理的實踐。當我們面臨人工智能加速發展、生態環境改變、人口結構變化等情況時，考古學或許能為我們提供前人應對變化的思路與借鑒。

　　 （記者 李韻 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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